我们读鲁迅，也许最要不得的是将鲁迅简单化和实用化，甚或走向反面，研究鲁迅而背离鲁迅精神。那么，怎样最大限度地回到鲁迅、重新发现鲁迅、常读常新鲁迅？
在《钱理群讲鲁迅》一书里，作者以“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开篇，由广大而尽精微，分别从鲁迅自己最满意的两篇小说讲起，剖解鲁迅的从容美学、魏晋情结，体会鲁迅小说作为“开放的文本”的复杂的表达，感受“鲁迅式的紧张”和“鲁迅式的冷气”，这样一种把鲁迅作为方法的研读，同样也充满着钱理群式的智慧，也灌注着钱理群式的热眼。
另一本《鲁迅作品选读》，引言从“和鲁迅‘随便谈谈’”开始，以怎样看、怎么想、怎样说、怎么写、怎么读书、如何做人、怎样做事，层层剥洋葱式的选篇+导读，重温鲁迅当年写下的思考，以期和今天的年轻生命共鸣。
两本书，是学者钱理群和“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的灵魂对语；是和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可能性的坦诚交换，在在是鲁迅思想光芒和精神气质的全景展示。
战国末期诸国变法无不向着法家的方向，其实已经说明了它的应时性，只有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思想，做出了从君政转向帝制的最佳设计。后世阳儒阴法的形成，同样是政治与政治思想互动的结果。重新解读韩非的思想，是进入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最佳途径。在这本堪称中国古代政治百科全书的著作中，有后来变成制度的诸多理念，也有为帝王们摒弃不用的思想。《政治：韩非四十讲》正是帮读者脱下有色眼镜，平心静气地看待《韩非子》这本旷世政治巨著的拐杖。
抗战史研究或集中于战场，或倾向于后方，沦陷区则遭冷藏。数年前读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台湾远流版译作《通敌》），顿时耳目一新，可惜其论述略嫌简略，不免令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副题江南五城，指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聚焦与五城相邻的苏州，主题与《秩序的沦陷》几乎一脉相承，正可补卜正民之缺。相形之下，《秩序的沦陷》当归于政治史，《劫后“天堂”》则接近社会史与生活史。
试看作者的研究对象“四馆”（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皆属市井，极适合作为管道，以窥一座城市的日常面貌——它如何在炮火之下，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如何在炮火之后，从地狱升入“天堂”。那畸形繁华背后，隐藏了地缘、权力、经济、社会心理诸元素的激烈博弈。惟有以冷却的历史目光加以考量，我们才能渐渐逼近被时间与灰烬掩埋的真相。
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全球性货币是什么？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先生的结论是：贝币。贝币这个概念多少让我们感到有些陌生，按照《海贝与贝币》一书的说法，由海贝而来的贝币不仅在印度、东南亚和西非通行了长达1500年的时间，形成了所谓的“贝币世界”；而在元明时代的云南也曾使用过贝币。
《山海经》分作《山经》与《海经》。刘宗迪曾撰《失落的天书：与古代华夏世界观》，侧重于《海经》研究；新作《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则侧重于《山经》研究。他对市面之上关于《山海经》的种种流行读物十分不屑，称之为“用商业逻辑和流行审美包装料理成了路边摊上的媚俗之物”，认为这些“遍地浮艳的通俗读物”反而遮蔽了通向《山海经》宝藏的道路。是以他发愿重新诠释《山海经》，以回答三个问题：《山海经》是怪物志吗？是妖怪谱吗？是神话书吗？答案显然都是否定。那么《山海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打开《的世界》，以及更为厚重的《失落的天书》。其写法虽然严肃，文笔却相当精到，并不难读。
孙郁先生以鲁迅研究和散文写作称道于当代文坛，殊不知其深耕当代文学批评亦有多年且成就卓著。与一般的批评进路不同，孙郁先生以鲁迅为思考的原点，接续启蒙，彰显人道，他在当代作家作品里，见到的是鲁迅的“余影”和“回响”。汪曾祺、木心、李何林、王瑶、莫言、陈忠实……诸此等等，在孙郁先生的观照里，都或近或远、或明或暗地与鲁迅进行着对话，孙郁先生看重这种对话的精神，并以为这是当代文学宝贵的精神存在。《在鲁迅的余影》这本书，既是一部当代作家学者的心灵史，也是孙郁先生灵魂的自画像。
《北京烟树》是八零后北京作家侯磊的散文集。侯磊是一位非常有个人风格的写作者，他对史料掌故的热爱，对北京日常的记忆和个人生活经验，使得这部散文集像是信手拈来的故事集，老北京旧灵魂，八十年代与故乡，还有历史与来处，交汇成一种文雅又充满市井烟火的写作风格。
按照儒家的观点，王阳明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都有建树，可谓“完人”，其阳明学对后世影响巨大且争议颇多。但是，此前的王阳明传记在史料收集、考证及研究角度方面均有所欠缺，甚至将传说误认为真实。李庆的《王阳明传：十五、十六世纪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的聚焦点》一书，从酝酿到史料收集，再到注释考订诗文，之后写成本书，前后历时约40年。作者对于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品格个性、思想学说和情感均有深入探讨，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无论是了解王阳明生平事迹还是阳明学精髓，本书都可作为重要参照。
正如序言标题提示的那样，这是一幅近代新闻记者职业化的“全景画”。全书扫描式地触及新闻记者的职业化与组织化；记者与报馆老板的合作与纠葛；新闻记者建构的采访网络；新闻记者交际费的来源、使用与影响；新闻记者与政治人物的关系；新闻记者对审查体系的抗争……等十几个方面。此前还没看到过一本书对中国近代新闻记者群体进行如此全面的扫描式书写。全景式书写的好处，即在于勾画出近代新闻业的语境，让读者可以从宏观与细节两个层面去把握近代新闻业的脉动。
不同于主要作为新知识、新生活方式集散地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都市，“晚清北京”的意义更在于新旧共生、士庶交涉、旗汉杂居，传统政教与近代文明相交融。这一文化空间，既不失其固有的政治资源，更在清末“中西学战”、新旧社会冲突、上下关系变化、中外习俗更迭等一系列文化转型过程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本书将晚清北京视为一个“文化空间”，探讨其间各个社群在各种场合运用多样表达方式的共生关系，力图交织呈现晚清北京这一特殊历史横断面的文化生态和城市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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