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心凌通过综艺意外走红，一首《爱你》一夜之间占据了各大社交平台的首页头条，也带动人们纷纷开始怀念千禧年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经过时间的沉淀，再度响在我们耳畔，依然悠扬动听。
千禧年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并不仅仅来自于歌手个人。它也离不开无数幕后人员的才华与汗水，他们与台前的歌手一道，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姚谦正是其中格外才华横溢的一位。在唱片行业工作的数十年里，作为写词人的他，为李玟、萧亚轩、林忆莲、刘若英等深受大众喜爱的歌手精心打造出一首首经典之作。
今年6月，姚谦入驻了小红书，并邀请他以生活为题起个头，再由社区创作者来接续，大家共写一首诗歌。企划源自一个颇为浪漫的构想：把生活写成诗，再唱成歌。姚谦欣然应允――这大概也是他长久以来心态得以保持年轻的重要原因，他始终还是对这个世界抱有观察者的好奇。
在线上交互塑造了绝大部分人际往来的当下，为什么人们好像又拥抱起了诗歌？
姚谦并不认为这只是一种表演性的“围观”。他举了一个东北哥们的例子：老婆在经过多日隔离后终于回到家，男人高兴得很却又一时说不出话来，最终只讷讷地问了句，那你今天晚上还走吗？姚谦觉得，这个语塞的瞬间，就是人们想借由诗所容纳、所表达的。
“当我们觉得快要直碰内核，但始终还差那么一点的时候，诗与歌是最有效的。就好比说求婚，你动作出来了，单膝跪下手拿花，抬头宣誓我想跟你过一辈子。这时候如果有一段旋律出来，那可能就会有更强烈的情感的共振”，姚谦比划着说，“当我们把动作和语言都表达到80多分，最后一步那10来分的距离，就可能需要诗与歌来完成。这是我觉得它们最重要的地方。”
在姚谦入行的上世纪80年代，“诗意”曾广为流行。前辈们把余光中等人的诗当作词来谱曲，唱片业把风行一时的诗人请来跨界填词。新兴的职业词人汲取着诗歌的养分，你甚至能从他们的风格上一窥他们喜好的新诗派别；当这些作品汇成群像，又共同构成了华语流行音乐最初的时代文体。
而当下的时代文体，则在线上社区。
姚谦用近来热闹的“瞬息全宇宙”作比，社交网络本身即是我们的多重宇宙，一切同步进行，一切又都是我们的局部。人们用短句、符号来完成大量碎片化、表象性的浅沟通，但依旧在潜意识里寻找精神性的深沟通，去找到一个内核来解决自身的价值感、存在感，或者说一个可寄托、可依附的地方。“我们绝对是有这个需求的。”措辞向来柔和的姚谦在对话里第一次用了“绝对”，“人们渴望深刻。”
在他看来，也正是这种需求促成了诗歌在线上的回温。诗歌既符合碎片化的短篇幅，又能在短篇幅的限制中做到相对深刻，做到容纳复杂。
而无论是在线上共读一首诗，还是共写一首诗，“除了彼此的体会之外，还有一个潜意识，就是有一群跟我类似的人存在，这是诗与歌的一个底层安慰。”姚谦认为这是一个彼此供给安全感或归属感的行为，“人还是需要有伙伴关系。”
2020年以来，疫情影响弥散全球，人们进入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动态网格。德国老牌的布莱希特剧院在闭门整修时以非规律性的方式拆除剧场椅子，这一排里留两个，那一排里留三个，远远看去就好像一对对情侣、一户户三口之家四散在整个剧场。但所有零落的孤岛又全部面向同一个舞台，舞台本身构成了所有人的羁绊。当我们不能肉身靠近，我们仍然在练习如何团聚，诗歌或许就是我们找到的路径之一。
最接近诗的当下语言是歌词
姚谦粗粗算下来，他折返台北与北京之间的双城生活，已经有18年。疫情后也仍在勉力维持，最大的不同是考虑到频密隔离上的心力成本，把往返周期拉长到了各半年。节奏的变化，让姚谦第一次完整看到望京公园里的树叶如何从夏天渐变进秋天。
“闻到秋光、沐浴蝉鸣、枕着白雪、听见杨絮”，他乐于记述这些细小的变量，并从中搭配出生活的些许变化。“我说一个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剧场，因为台北这段时间疫情非常严重，我就尽量门少出。我每次在小区里跑步，就开始跟自己想象，有几条轴线可以跑，怎样能有点曲折？我今天从这个方向，明天从那个方向，今天绕湖明天绕圈，每天都在想怎么变，想好了就出去跑。”
姚谦在中信春潮出版过一本《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在《写给城市的诗》一节提到，“我们常聚焦于一件事情不肯离开，却忘了在这个焦点之外，世界还有很多回旋的空间。”选择“提前退休”后的姚谦，便似乎更多投入在“回旋的空间”里。如何捕捉到当下的气味、情绪、湿度或光线，这是现在的姚谦感兴趣的，“这需要辅助于很多的阅读，图像的阅读、影像的阅读、文字的阅读。”
他策划操持了一个关于画家常玉的展览，展览口碑很好，但少有人知他花了大力气的地方，是想用一段音乐来描述策展的内核，来讨论一个人。他在试图打通自己阅读的边界。
或因此，对于诗与歌的区别，他的答案反而没有那么确定了，“我以前觉得诗相比歌，应该是更靠近精神性一些。”在从事流行音乐的时候，姚谦有自己的一些方法来做出判断。比如，放低音乐甚至拿掉音乐，不再唱出来，而是单纯就把歌词读出来，看去掉音乐加持后歌词本身能否体现一种旋律，具备一种内核。“我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刚刚这句是空的，会不会觉得肉麻或矫情，当我发现没有这些因素，我就定稿了。”
“我那时候做唱片工作已经10多年了，我就发觉自己有些局限。”姚谦很不喜欢“套招”――流行的范式、熟悉的结构、惯性的表达、规律的押韵，“我开始在选歌词或邀歌词的时候跟他们说，你可以不用考虑韵脚，甚至你不用考虑字数，我们回头让作曲者来对应微调，而不再只是我填进去了。”
千禧年代华语流行乐坛“中国风”盛行一时，而后网络上的“古风歌”也逐渐自成一派。“我不应该评价这件事，我曾经也落入那种俗套。”姚谦笑了起来，“是，我用了俗字。”在他的观察里，如果唱古风就是梳着道士头长袖飞舞，那就好像填词人刻意平仄韵脚一样，是一种姿态上的“舞台妆”。姚谦回忆自己早期写一些影视剧主题曲，写到古代剧、武侠剧往往会去恶补一些古诗词。“但是后来我发觉那些练习是无益的。”他感觉自己只是在练习一种流行，画什么眉、涂什么颜色的指甲，只习得了一些最形而外的装点，没办法长久地打动人。
“那时候我在想，最接近于诗的当下的语言是歌词。”姚谦最终主张，那歌词更应该使用当下的语言。
姚谦的风格在对生活的观察、对心情的书写中慢慢成型。2005年，姚谦为江美琪制作推出概念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除江美琪之外，里面还有刘若英、袁泉等人的声音，专辑里有读出来的歌，有唱出来的诗。17年过去，线上社区里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用诗与歌书写自己的生活。在不断更新的笔记里，有人郑重其事地拿出当年的唱片放进碟机，里面传出刘若英的独白：“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
不知道这是否是姚谦想要触及的，一种更长久的动人。
姚谦的职业生涯有“恰逢其时”这四个字。他写过600多首词作，执掌过维京唱片、索尼唱片、百代唱片等各大厂牌。王菲、李玟、萧亚轩……他合作过唱片工业里“最好”的一批歌手。这种“最好”，未必意指战绩的彪炳，而是一种“丰富性”。一种文化工业类型到了它最鼎盛时期，才足以铺展开的多元并兴。
最近随着一些综艺热播，很多人怀念起千禧年代流行音乐市场上的“千人千面”，但姚谦对此并不热烈。“千禧年我还在唱片行业，那是我最焦头烂额的时候，因为数位兴起，从公司管理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状态。现在回头看，那似乎是一个唱片行业的绝响。”
媒介迭代与信息分流的双重作用下，千禧年流行成为最后一段大众审美的“共享时光”，也成为多年后用以聚拢集体记忆与情绪共识的最佳公约数。姚谦理解其作为操作手段的直接与高效，但又难免“职业性”地担心大家很快会审美疲劳。“我纯粹从音乐产业角度来看，这里面是有危机的，就是我们在过度地消耗曾经在我们记忆中美好的听觉印象。”
人们无法从一味的怀旧中建立起新的审美共识。“很多资深艺人和年轻人都在怎么把一首歌编得更花哨上去努力，而不是在面对当下的人生书写，这是有点可惜的。”姚谦说。
但这似乎又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就像唱片工业里，姚谦也经历过“前奏不能超过30秒，一定要在1分20秒进副歌，副歌最好要有高音”。流行乐的“流行”二字已经标注出了它的期待：是要被聆听、被传唱的。数字时代，人们又往往更具有一种表现主义，每一个转赞评都有被观看的自觉。当我们越渴望认同，便越容易趋同。在希望获得共鸣的情绪前提下，如何呈现多面向、不同质的审美？如何建立和拥有自己的审美判断？
“这是诗与歌最好的地方，就是它会跳出来，”姚谦说，“就像我跟你讲话，我不知不觉会跟上你的速度，很容易就使用起同属性的语汇和习惯用语，但是诗歌大部分时候不是那么快能对应的，很多时候是自我的，所以它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节奏和语汇。当它被检阅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一个段落了，它是带着差异性出来的。”
而当很多人合写一首诗歌，这种差异又奇妙地交织成了生活的不同面貌，交流着对生活本身的不同理解。“即使我上小红书就是来买一件衣服、买一台相机，或交流一趟旅行、交流一个吃什么东西的经验，我们都是在对一种更好的状态有所渴望，甚至是奔着一些更精神性的方向。”姚谦分享着他对新社区的观察。一如他最初所提到，人们在线上拥抱诗歌是一种对深沟通的渴望。“我们并没有完全在交流上达到满足，所以我们寻找更有可能得到的交流，找到了，就会停在这了。”他说。
由姚谦起头的诗歌，仍未完待续，但似乎也不用太过着急。
一如生活并不总有续集，但诗歌可以一直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