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诸城市超然台广场，人渐渐多起来。这座始建于北宋、如今复建，高10.74米、宽28米、长160米的超然台，究竟是一座什么台？
诸城人说：“是苏东坡喝酒娱乐，玩耍的地方。”“这是我听到群众最常说的答案，因为苏轼曾酒后在台上一气呵成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诸城市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乔云峰说。
始终不放弃苏轼研究的乔云峰发现，把超然台仅当作苏轼饮酒赏月的地方，就太小看苏轼了。
苏轼的《超然台记》有这样一段话：“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这里就讲明，苏轼修葺超然台绝不仅是为一己游乐之私，而是为“修补破败”。乔云峰整理发现，刚到密州的苏轼曾写下《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中就有“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的句子。这就是说，在苏轼来之前，北台就是城墙上的赏景之处了。修葺超然台，其实是官方进行的文化建设工程。
苏轼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程呢？乔云峰认为，苏轼想借此进行教育和教化工作。苏轼为了给密州人民留下一个仰慕前贤的榜样，在州衙里修建了盖公堂，专门供奉和祭祀盖公，又思虑盖公所说的治道之妙处，进而作《盖公堂记》，刻碑以敬之，与民休息的黄老之道也成为苏轼治理密州措施的源头。社会环境改善之后，官方就要进行教化，发扬密州“十万人家尽读书”的优良传统，以稳定社会、提高百姓的素质和密州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
苏轼重视文化和教育的政绩在密州代有传承。清咸丰元年，河间人王廷荣来做诸城知县，他主持修葺超然台后作《增修超然台记》说，“因之召诸生数十人，每于朔望后分两日课文于其上，优者奖励之，不足者劝勉之，来者日益众”，就是常常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召集县学的学生到超然台上作诗作文，奖优劝进，以鼓励众生认真学习求取进步。
苏轼初到密州，正逢大旱，还有严重的蝗灾。在他的带领下，到了1076年春天，密州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苏轼心情大好，登上超然台，看到密州美景，写下了《望江南 超然台作》。
苏轼在密州，还作有《和鲁人孔周翰题诗二首并引》。“又其后五年中秋，轼与客饮于超然台上。”这是苏轼自己留下的超然台上雅集的最直接证据。
苏轼主持了多次线下和线上的超然台雅集。他邀请自己的同僚和文友们，为超然台创作诗文，宣传密州。“虽然一些人没有到过密州，并没有一睹超然台的风采，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作品，却包括了当时的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苏辙、李清臣等文学‘大咖’的作品。超然台，俨然成了苏轼宣传密州的标志性文化内容。”乔云峰说。（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鹏 通讯员 王晓磊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