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照灯好书”由腾讯集团+阅文集团主办，QQ阅读、微信读书、腾讯新闻协办，探照灯书评人协会承办。根据21位读书人投票，每月评出10本中外小说、10本中外类型小说、15本中外人文社科好书。根据读者投票，评出每月3个榜单的人气TOP3好书。
我们致敬那些有“文学的美，思想的真，历史的重，关注当下，典雅叙事，优美表达”，有创造力、想象力、探索性的好作品。
小说以汉斯（“我”）整理朋友阿纳的遗物为线索，追忆少年阿纳进入他们家庭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阿纳是这个家庭朋友的孩子，刚刚经历过一场劫难：负债的父亲带领全家自杀，唯有十二岁的阿纳被救活。基于这样的背景，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与阿纳交往，不碰触他的伤疤。
然而，这种“小心翼翼”也有着几分冷漠的、坚定的拒绝，而对于一个早慧、敏感的少年阿纳而言，在他努力开始新生活的过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才是他最为看重和焦虑的事情。他一直在努力着，他甚至误认为已经成功了，可还是看到冷漠的真相，最后驾船驶向了波涛滚滚的易北河……
在简洁有力的对于日常生活和人物内心的叙述中，伦茨传达出令人感动的少年间的友情，人们内心的善良，亲情的可贵，乃至“惜物”的柔软内心。然而，这一切似乎都逃避不开命运的残酷。这些交织在一起，使得简单的情节也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这是一本读过一遍就再也忘记不了的小说，合上书，它还让人有无数的感叹，觉得命运不该如此对待这个少年，又感到他逃不出自己的宿命。
文学有时候就是这样，它不是跟你来讲道理的，它是往伤口上撒盐，让你在疼痛中理解人生和他人的。据说这部小说已经被列入德国中学生必读书目，我非常赞赏这样的列入，它让成长中的青少年在做着橘黄色的梦之时，也看到了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唯有面对真相才会获得真正的力量，哪怕有时候它有些残酷。
《这一切》关于一个人的一生，并借由主人公的一生，构筑成一部社会编年史。本书带有某种自传性，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鲍曼从一个军人变成一个编辑，而作家索特本人，也是一位军人，后来变成作家。开头是战争，“二战”的海战，其实中间和结尾还是战争，只不过是生活的战争。
索特用笔克制、冷静、准确，却具有手术刀一样的影响力。比如在开头，他写道：“船带着微弱的动静平稳地航行着。船身的钢铁嘎吱直响。”简要的几笔，勾画出战争即将到来的窒息和恐怖。而“碎浪中浮肿的尸体”，是“这个国家的儿子们，其中有一些很漂亮”。战争在往后的日子不断闪回，塑造着人物的自我，也塑造着人物的时间感，主人公往后的经历，包括情感方面的故事，无论是沉溺，还是疏离，都可以看见其中的反光。
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遭遇了很多批评，这些意见很多集中在一点，为什么主人公遭遇了这一切，却并没有一个顿悟时刻，也就是说“真相”（即使是阴郁的秘密）并没有得到呈现。现在看来，这些批评显得有些表面，因为索特要说的“真相”也许就是在于“无真相”。
二十出头便以新潮颖异之姿令文坛瞩目的70后作家周洁茹，出走十余年后，从香港重新出发。《美丽阁》收入她从2015年以来完成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堪称阶段性的总结。这些作品中能读到独具个性的语风、线条简洁的叙述、节奏繁密的对话，以及香港味道浓郁的行止与心事、地标与人物。然而她笔下被唤作阿美、阿丽或珍妮花、吕贝卡的女子们，分明又不归属于一时一地，她们更像是临时落脚于这座浮城的游离者，孤岛一般独自承受着命运的包围与冲刷。
与此对应，周洁茹也以充满疏离感的叙事拒绝了抒情与升华，时而不厌其烦地描摹浮沫，只为让人看到日常之流的涌动，时而又抽干水体，以此暴露生活底部的河床。从她身上，依然能辨认出上世纪末那批文学新人身上的朴野之气，不管是以传统杂志、同仁出版物还是网络论坛为平台，他们总在尝试避开既有文学样式附着的种种意义系统，相信写作的意义唯有从“我在书写”这件事中才能得到确认。
《北障》围绕着复转军人走马上任三林区派出所所长与有“一枪飙”之誉的猎人金虎之间的对决而展开，从而支撑起这部长篇小说整体结构的内在基本支点――“狩猎”与“禁猎”间的矛盾，并以此作为推动全书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作品不仅穿插着一辈又一辈猎人中所流传下来的种种“道理”与“智慧”，而且还有山林中各种独特新奇的地方风俗与物产，令读者充满了新鲜感与好奇心。而将胡所长与“一枪飙”之间的冲突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则合逻辑地转换成狩猎与现代这两种文明间的冲突，这就使得作品不仅止于新鲜与好看，而是还有一份深沉与厚重。在老藤笔下，这一代成为终结者的猎人，只能是带着复杂的微笑与往事干杯。在这个意义上说，《北障》又何尝不是既在为末代猎手画句号，又是为缓缓开启的新时代文明谱新篇。
《伊莎贝拉的中国情人》讲述的是一段有关于留学生与艺术家的跨国之恋。看书名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杜拉斯的《情人》，但细看之后则会发现二者的差别。同样的爱情主题与意识流创作，《情人》里缓缓游弋的是冷静叙事与深沉爱意，《伊莎贝拉的中国情人》则是不断在肉欲与灵魂处徘徊流转。一如哈姆雷特“TO BE,OR NOT TO BE”的千古难题，是追求片刻的肉体欢愉而沉沦于幻想中的爱欲，还是摆脱欲望从而真正认识自我？这不只是书中女主角痛苦挣扎的根源，也是不断困扰着当代女性的永恒话题。故事中最后无疾而终的爱情固然令人唏嘘，破茧成蝶的女主角却让人心中一动，这故事不止有关于爱情，更有关于诉说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
从《秋园》到《浮木》再到《我本芬芳》，杨本芬女士以平实、质朴、真诚的文字，完成了以她个人生命经历为蓝本的小说三部曲。《我本芬芳》以女性视角展开，女主人公惠才依然是“最伟大的”牺牲者、献身者，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得不忽略她最想要的生活，无私地为家庭、为儿女付出，在“丧偶式婚姻”里，以坚韧、温柔和善良，全身心地滋养着身边的人。
让人读来难过的是，除了懂事的儿女和生活中偶尔出现的好心人的帮助带来的温情感受，她的婚姻生活可用“苦涩”“压抑”“揪心”来概括，这也许是那一代人婚姻的缩影。从“原生家庭”去分析丈夫对爱情、爱、婚姻的态度，如此无力。她和无数个“她”，受困于婚姻这所牢笼，在漫长的、艰涩的时光里，不仅要承受日常生活的困苦，还要面对遇事躲避、不做一丁点儿情感表达的丈夫的冷暴力，甚至在种种近乎绝望的情境下，还对丈夫抱有情感上的期待。“唉，我总觉得结婚不应该是这样。”“想不到你会对我不好。”“他会对我好的，他会对我好的。”“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不愿意。”……美满的婚姻是需要运气的，她和他似乎都没有错，只是，运气差了些。
好在还有书写――杨本芬通过书写疗愈自己，看见自己“我本芬芳”，“自性圆满”；而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看见”自己，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懂得自己真正的渴望，有能力去探索、去自我实现，避免在不如意的婚姻中消耗自己的生命。
姚鄂梅的《十四天》，尽管有着某种令人遗憾的＂未完成性＂，但从整体上来说，它仍然是一部极其罕见的勇于直面新冠疫情，能够真切关注和思考与新冠疫情紧密相关的人类生存境况及其精神现实的长篇小说。如果说戈尔丁的《蝇王》所试图思考表现的，是那些被困在一座小岛上的十二三岁孩子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源而导致的自相残杀，而激发出的人性之恶的话，那么，姚鄂梅的《十四天》里，就是要通过两个家庭的小切口而进一步思考表现，在一场突入其来的新冠疫情所导致的隔离情况下，人们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是怎么样被激发出来的。
《动物战争》的故事围绕一座即将倒闭的工厂展开。在后工业化时代没落的工业区，曾经的热情、梦想，甚至怒火都在熄灭。它让我们回想起王兵导演镜头下的“铁西区”。同样是旷日持久的寒冷、冒着烟的工厂烟囱、混着沙尘的干冷日光，尼古拉・马修的文字在黑暗中迸发出欲望的火花与生命的愤怒。
作者尼古拉・马修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时被媒体盛赞为“当代左拉”，不管这是否属于媒体的过誉之词，但他的小说确实让我们感受到现实的冷峻与沉重：在濒临崩溃的世界里，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都是徒劳，最终只剩动物的野蛮。这不仅是一个小镇的故事，更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时代的故事，一个又一个铁西存在于那里，如同你我的普通人，不是什么“大地之盐”，只是生活的耗材。
作者陈晓维对旧书乃至旧书业的眷爱太过持久，缜密、严苛，以致缅怀往昔与故交时，陆续卸除了所有滤镜。他最后写的就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追随他的文笔，就像追随一位陌生青年穿街过巷登堂入室，然后发现人家家徒四壁――跟我们自己家一样。我们都不是渡过了青春，我们都是耗尽了青春。
她们在生存资源匮乏、家庭温暖缺失的环境中长大，失学，被卑鄙的成年人侵害，嗑药酗酒，偷盗，打架斗殴……以至于女孩进入美容院学习，男孩成为工程公司的蓝领工人，对于《火星俱乐部》中的女主人公罗米・霍尔来说，已是她所生活的社会阶层里同龄者中的幸运儿，而更多的人最终可能频繁出入戒疗所和监狱――她自己，因为杀人、越狱被判两个无期徒刑再加六年有期徒刑，她唯一的牵挂，年幼的儿子生活在监狱外，不知去向。
作者为创作这部作品，对美国监狱系统、司法系统做了大量深入的调研，她以冷静的笔触叙述了女子监狱的众生像，看起来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罪犯，其实都有难以言说的原因。谁不想清清白白地活着呢？更糟糕的是，与世隔绝的监狱内，是另一套更加冰冷和残酷的系统等着她们，能给予点滴温暖的反而可能是“恶”狱友。“你的处境完全是由你做出的选择和采取的行动造成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你当初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书中这种“主流”观点与现如今的某些“正义”的键盘侠言论是否如出一辙？处于社会的底层，绝望的她们真的有选择吗？这世界不该如此。
图书主要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为中外类型小说、中外小说和中外人文社科三大类。
文化是国家的灯塔，阅读是文化的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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