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些神话或是神学著作，到了启蒙时代，后世公认的科幻小说所应具备的基本元素逐渐齐全，形式也相对完备。科幻小说的子类型很多，主题也非常丰富，尊重科技的未来幻想和反思科学的社会批判兼而有之。近年来，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创作蔚为大观，成就斐然，这一类型文学及其相关文艺形式在国际国内市场引发了热烈反响。比较符合西方科幻小说定义的本土科幻小说创作始于晚清，这本《“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作者，同时也是著名的科幻文学作者（笔名“飞氘”），即以此为题，直面本土科幻文学源头的现代迷思。
和西方科幻小说的溯源一样，晚清科幻小说同样存在创作实际和后世追认并不同步的同题。“科幻小说”的命名和界定标准在晚清中国是否有效？哪些文本可以被认定为科幻小说？当时的不少科学幻想在技术进步的视域下已然“过时”，审视此类未来向的过去时文本内容应持何种立场？在绪论部分，作者即以长驱直入的方式清理了横亘在“晚清科幻小说”这一议题之前的两个主要障碍：
其一，针对“晚清科幻小说”概念界定暧昧不明及其实指对象羌杂含混的现象，作者在一一审察了学界现有的称名方式后，从本质论的角度大胆提出了对“晚清科幻小说”的创新界定：以“现代”新知对前科学时代的旧幻想进行规划和收编、用新方法去探索“未知”的写作。因此，“晚清科幻”的标志性就体现在“‘现代’眼光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这也是本书书名“现代与未知”的由来。如此一来，当时被标榜为“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理想小说”但同时符合这一定义的文本可以被直接纳入讨论范围，而像谭嗣同《仁学》等同样符合这一定义的非小说文本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展开文本分析，体现了开阔的研究视野。
其二，在现今“已知”的视角下对曾经“未知”的书写进行阐释的操作，容易陷入“倒放电影”的陷阱。作者把对晚清科幻小说的阐释建立在时代坐标划定的知识谱系之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纯的后设视角带来的遮蔽。作为本土原创科幻小说的先驱，这些研究对象和文本难免有“叙事粗劣、思想幼稚”的一面，若以当代读者的眼光和知识背景来看，其对科学幻想的容受和书写多有离奇荒唐之处。通过爬梳近代文献史料，作者尝试将晚清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尽可能地还原到时人所处的语境生态之中，将期刊上的只言片语和文本中的器物意象联结起来，交待知识获得和传播的原生背景，让读者的注意力更容易聚焦在这些小说带来的“洞见”上。同时，文本中的某些“异常”也可能是导向晚清文学时代内核的重要缝隙，对其中值得进一步探求的线索也有深入的追踪。
作者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时间序列对晚清科幻小说进行泛化的论述，而是选择了晚清科幻小说的起点、顶点、向外的追求和对内的探索四个焦点展开专题研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开篇畅想六十年后的中国，用瑰丽蓝图的幻象振荡自强的精神，但最终却迷失在未来和现在反复跳跃的叙事黑洞之中。而他转译自德富芦花日译本的小说《世界末日记》，却把时间线一下子快进到了两百万年之后，提前剧透了最终的结局：地球衰败，人类毁灭，“独有不死者存”。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面向：梁启超既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尊崇大乘佛教的教义，在他看来，个体积极的死亡恰是族群进化的原动力。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认知的感召下，用生命践行了舍生取义的菩萨道精神。因此，位于起点的晚清科幻小说，或许在激越精神、涤荡心智方面远较其他类型小说更富有形而上的魅力，直接指向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证道之途。
与梁启超对时间系小说痴迷不同的是，作者对被普遍评价为晚清科幻小说巅峰之作——吴趼人《新石头记》做了空间系的解读。《新石头记》起手便建立在对《红楼梦》的戏仿基础之上，而宝玉在新世界的所见所闻恰如另一面“风月宝鉴”，映衬出西方文明的科技昌明及其背后的“野蛮”。同时，这镜像在价值判断方面始终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既有对现代化先进器物的炫示、对帝国主义知识分类体系的屈从，也有对西方殖民文化的软弱批判，和唯有“国粹”可以拯救全世界的热望。“文明境界”作为横空出世的“净土”，被设定在现实国土的行政疆域之上，但又远超现实的范围和可能性。这是吴趼人尝试摆脱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下的叙事策略，尽管在艺术上并不能算很成功，分裂和混乱比比皆是，但它所折射的问题和困境都无比真实，具有社会批判的意味。
在适者生存、殖民扩张的价值观冲击之下，地球人将自身的处境投射到了天外世界。和月球相关的新知识借助晚清公共媒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为月亮这一文学传统意象赋予了近代天文学的内涵。近邻日本被视为现代化的典范，其同为黄种人的身份也承载了部分知识分子族群复兴的期望。在这种新旧交织背景诞生的荒江钓叟所撰《月球殖民地小说》，与时代的思想文化语境几成同构。主人公龙孟华为找寻妻儿四处奔波，郁郁寡欢又痴情癫狂，而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器物气球，其发明者恰为日本青年科学家玉太郎。龙氏与妻儿团聚后，一家三口凭借月球人的高级气球离开了地球，玉太郎错失登月机会，继续研发新式气球。类似气球的现代器物大量进入时人的视野，成为黄种人进步复仇梦想的物质性支撑。当这种对物质的幻想膨胀到极致之际，即便称霸地球走向月球又怎样的问题自然浮现出来，被殖民族群对未来命运的设想仍是困兽之斗，无法走出主宰和抗争的二元对立。
意图穷尽对世界的认知这一外求路径走到尽头以后，人们对自我和心灵的探索往往才得以适时开启。《治心免病法》对谭嗣同的人生观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制造了以心为主的新型宇宙。“催眠术”被晚清的革命党人相当认真地纳入革命活动的辅助手段之中。“脑电心光”作为新的疗愈手段，迎合了古老的肉体想要“洗心革面”、重铸精魂的需求。晚清科幻小说及其周边文本对精神和心灵的倚重，暗含以先进之“灵学”对抗物质的企图，寄托了弱势族群以心之力实现后来居上的期待。而晚清科幻小说本身，即是一种精神性的产物，更偏向于“软科幻”，无数仁人志士正是受到了它的感召，决然踏上为国民寻找现代性出路的旅程。
作者贾立元不仅是晚清科幻小说的专业研究者，也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领域声名鹊起、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这一得天独厚的双重身份，赋予了他对科幻文学所抱有的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及兼具严谨学术质素和巧妙文学表达的写作风格。研究触及到的文本个案，解读非常细腻，充满抽丝剥茧的反转趣味，但受制于议题排布的整体性，仅对四个议题做了专精的求索，读来颇有意犹未尽之感。作者尤其擅长用细节的拼接式陈述制造历史的在场感，令人为之耸动的同时也营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想象力和神秘性，恰是科幻小说的重要特性。能够同时“兼容”科幻文本和学术研究的属性，作者深厚而诡谲的文字驾驭能力可见一斑。略有缺憾的是，由于晚清科幻文学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作者不得不将不少笔墨花费在了对既有研究基础的概述和纠偏上，既有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或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广度。此外，对“现代”的发掘离不开对传统的观照，这些在创作类型上具有颠覆性的文本，在叙事技巧上却与传统旧小说并未做出明显的切割，甚至是借助传统风格的力量流布“现代”的内核。若能在晚清科幻小说译介与创新的本土化方面展开更多的论述，或许有助于清晰地揭示研究对象特异性的一面。
正如作者在绪论所言，对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并不完全要求读者退回到前现代的立场，过分吹捧或迎合其中的“现代性”，而是需要沿用“一个充分理性化了的当代读者”身份，认识到晚清科幻小说大多具有实验性、非传统的特征，从而客观评估其叙事技巧和内容价值。然而，如果盲目信奉“当代”相对于“现代”甚至“前现代”更“现代”，为具有“后视之明”而沾沾自喜，就存在被新的身份所蛊惑的危险。读者固然可以轻易地谈论晚清科幻小说的局限性，但这些文本何尝没有准确地预言和逼真地描述人类当前的处境？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某些“未知”，对当下而言恐怕也并不是全然“已知”。而“现代”和“未知”相遇之际碰撞出的种种问题，也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现代镜像，映射出我们从未出走或远离的幻境。
书中提到“灵学研究会”（THE SOCIETY OF PSYCHICAL RESEARCH），是一些英国剑桥学者在1882年成立的学术机构，该研究会旨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理解“超自然现象”，其早期成员包括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查尔斯·里歇、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作家马克·吐温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居里夫妇。这些赫赫有名的科学家们带着强烈的实验主义精神，记录并审查包括预言、降灵、心灵感应等在内种种现象的全过程，确保其中没有产生任何的欺诈行为，并尝试为无法用现有科学知识解释的超现实现象找到科学上的依据。1893年，另一位举世闻名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加入了灵学研究会，又在1930年放弃了会员资格。由于研究会的工作逐渐转向反驳和否定超现实现象的存在，在退会信中，他表示自己只能以这种方式公开表达对研究会“不科学的”且充满偏见的立场的抗议。不可否认的是，这之中有世界大战给这位知名作家带来的创伤经验作用的因素，但无论是科学家会员的跃跃欲试，还是柯南·道尔的强硬表态，这背后实际上是对客观求真的科学精神的信任和坚持，相信严密自洽的科学理论有朝一日能够对这些看似“超自然”的事件做出圆满的阐释。不过，科学是否是唯一的认知尺度？它的效度在哪里？科学的尽头还有什么？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在茫茫宇宙中妥善安置和平衡人类的肉身和精神，在任何时候都绝非易事。和不少历史思潮演进的缘起一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出现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就诞生于对科学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反拨。在日益发达的科技社会中，物质的匮乏已是鲜见，人们开始转向寻求对心灵的抚慰，身心灵疗愈的热潮方兴未艾。量子力学和平行世界打破了既往的线性思维，让薛定谔的猫成为人们的云宠物，对空间的占有和征服同时转向时间的自由跃迁。来自M78星云的奥特曼打小怪兽，也可能被追究程序正义。在科学技术狂飙突进的同时，人文理想也在随之演进，中国化的情感思维、文化精神和文明复兴，在其中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带有对“未知”的强烈探索性的科幻小说，是人类对终极和自我展开追问的姿态，而在晚清这样一个新旧东西元素浑融的时代，科幻小说在持续表达求索真理的初心之外，还被寄托了某种文化比较的超越性，被殖民以及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族群，渴望通过精神性的追求填补物质上的落后，甚至实现对征服者和霸权者的弯道超车。在这之中，向往科学技术进步倒还在其次，能够让人们为之前仆后继付出牺牲的东西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德经》云：“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尊者阿难曾转述佛偈：“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儒释道都有不惜生命寻找并抵达永恒之境的渴望。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是本土科幻小说的起点，却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正如这部作品中暗含的诸多巧合一样，它也同样预示了本土科幻文学永远在路上的宿命。无量无边有情满怀恐惧和欲望、敬畏与希望，在万里星河中辗转寻觅不生不灭的终极奥义，对宇宙实相和人类自身命运的探索注定永无止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