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孔子的曹雪芹，在红楼中大量使用了孔子所发明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指的是在一字或一词中赋予褒贬，作者无须另外进行评价，评价就在这一字或一词中。只不过，这个字或词本身并没有褒贬之义，是褒还是贬，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来理解。
比如《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孔子便通过一个“克”字针贬郑伯。“克”字本身没有褒贬之义，为什么放在这里就有贬义了呢？这是因为，“克”通常用于对敌人所做出的举动，而郑伯与段却是亲兄弟，不应该以攻克的态度去对待。所以，《尚书》中评论说：“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如果是两个君主之间的矛盾，才能用“克”这个词。孔子把这个词用在郑伯身上，就是对他的讥讽。兄弟反目走到对立面，作为兄长的郑伯有很大的责任，他不应该用攻克的态度去消灭自己的亲弟弟。
曹雪芹对“春秋笔法”的运用相当娴熟，比如他把袭人和黛玉分明定位为“花解语”和“玉生香”，就和“郑伯克段于鄢”异曲同工，用“春秋笔法”予以褒贬。
“花解语”和“玉生香”本身并无褒贬之义，只是对宝玉日常生活的描述。
“花解语”、“玉生香”，仅从字面来看，都是非常美好的词语，作者曹雪芹用它们来描述宝玉最为舒适的日常生活：“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晚上有“情切切”的“花解语”，白天有“意绵绵”的“玉生香”，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当然，这是宝玉的感受，也是宝玉的视角。在他心里，他的人生能同时拥有这两种感受，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人生不过是由白天和夜晚组成，白天有“玉生香”，晚上有“花解语”，一个是温香软玉，一个是善解人意，生理和心理都能得到满足，堪称完美。
把“花解语”和“玉生香”结合袭人和黛玉的身份来理解，褒贬之意非常明显。
“花解语”和“玉生香”本身没有褒贬之义，但如果把它们分别放在袭人和黛玉身上，褒贬之意就非常明显了：“解语”的本该是黛玉，“生香”的本该是袭人，她们的品行与她们的身份正好对调了。
读红楼，有一个理解上的原则，就是需要“翻个筋斗”，也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表面之义并非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曹雪芹先生是个用词高手，同时也是个善于翻筋斗之人，他总是用障眼法来设置一些假象，用以蒙蔽不肯用心的读者。
比如，他对花袭人和林黛玉的命名上，就颇具“翻个筋斗”的匠心。
在传统文化里，通常用“玉”来形容底蕴深厚、品德高尚的君子，“花”则有闲花野草之意，这很符合黛玉和袭人的身份：黛玉出自书香世家，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在进入贾府的所有人中，她最应该成为君子的代表，所以她是“玉”。袭人则来自只求温饱的平民之家，原生家庭颠沛流离，她的世界离文化教育非常远。以她这样的出身，如果出现在男人的身边，最多只是成为供人欢娱的闲花野草，所以她是“花”。
说得更通俗一点，在那个讲究“贤妻美妾”的社会，以“玉”的身份存在的林黛玉会成长为贤妻的典范，而以“花”的身份存在的花袭人最多只能做美妾。
贤妻和美妾有着严格的分工：贤妻的职责是“解语”，作为男人的内助，需要及时给予男人劝勉、规谏等；美妾的职责则是“生香”，就是用温香软玉给男人解压。打一个小比方，贤妻好比营养正餐，负责提倡营养；美妾好比饭后甜点、路边小吃，负责满足口味、提供情趣。
所以，“解语”的应该是具备君子之德的“玉”，站在君子的高度给予宝玉劝勉和规谏，“生香”的则是闲适的“花”，带给宝玉欢娱和情趣。
然而，黛玉和袭人互相对调了，袭人成了劝勉和规谏的解语贤人，黛玉反而是那个提供欢娱和情趣的生香软玉。
于是，曹公的褒贬之意就非常明显了：本应成为贤良君子的林黛玉自甘堕落成“生香玉”，本该活成闲花野草的花袭人却成了贤良的“解语花”。
为了突出这种言行与身份严重不符的对调，作者通过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身为丫鬟的花袭人想方设法对宝玉进行规谏，希望他即使做不到读书上进，至少也不要太过顽劣；反之，身为读书人代表的林黛玉却在大好的时光和宝玉在床上嬉戏。
作者在时间的安排上也非常巧妙：袭人对宝玉的规谏是在晚上，这正是贤妻的做法――规谏要避开外人，给足男人面子；黛玉与宝玉的嬉戏则在春光明媚的白天，此时正是十来岁的少年勤学苦读之时，不该用来与“香玉”嬉戏。古往今来，只有不学无术的纨绔才会把白天的大好时光用来寻欢作乐。
这就是作者用春秋笔法在“花解语”和“玉生香”里隐藏的褒贬深意：赞袭人而贬黛玉。袭人虽然生来是没有接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闲花野草，她却活成了能够“解语”的贤良君子；黛玉本该具备君子之德，却堕落成了“生香”软玉。套用孔子的话，“如贤妻，故曰解语，称袭人，赞高德也。如美妾，故曰生香，称黛玉，讥失德也。”本该为妾的袭人，具备贤妻之德，担当了贤妻的规谏职责；本该为妻的黛玉，堕落成如花美妾，为宝玉的“混世”助力。“解语”的不该是花，“生香”的更不该是玉，所以，把袭人和黛玉定位为“解语花”和“生香玉”，正是曹公用春秋笔法对二人的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