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要区分大众化和专业化两个问题。谈新诗的大众化时，我们在谈诗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而谈新诗专业时，谈的是新诗经典化，是从那些数量少、水准高的优秀诗歌中挑选佳作加以讨论，聚焦那些出类拔萃者，甚少涉及大众化问题。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标准、目的都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陷入常见的尴尬境地：随意从网上看一些诗，便得出新诗不好的结论，或者总是用水准平平的诗来贬低新诗的成就：这也是诗？新诗就这种水平？
新诗大众化是新世纪以来诗歌的一个大潮，与百年新诗的发展一脉相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抗战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街头诗和朗诵诗运动，1950年代末的新民歌运动，199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网络诗歌，都是百年新诗大众化不同阶段的表现。新世纪以来，新诗大众化潮流汹涌，出现了许多网红诗人，成为新诗大众化的典型。
如何评价大众化诗歌，一直争议颇大，是诗歌难题。它牵扯新诗成就的评价，同时也涉及新诗标准，既涉及文化社会问题，又包含写作技术问题。以往争论的一个误区，就是将文化问题和审美专业问题混在一起，纠缠不清。现在看来，要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不妨采用一种辩证的思维，即既在文化上全面考量新诗大众化的成就，也在审美专业上认真面对新诗写作的问题。
首先，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应当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正视新诗能量，考量其成就，而非急于否定、贬低和嘲笑。
新诗大众化是现代事物，是由现代政治、教育和传媒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文化结果。新诗大众化带来诗人数量和诗歌产量的急剧增长，造成了诗歌史大变局。新诗人数量今非昔比。新诗早期，朱自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收入现代第一个十年间的新诗，满打满算只有59人。而新世纪以来的新诗选本成群结队，诗人多得选不过来。近年来出版的五卷本《北漂诗篇》，收入近500位诗人，而这仅是北漂诗人的一部分。诗人伊沙通过网易微博开设“新诗典”栏目，进行诗歌推荐点评，并且每年出版一本诗选，十多年来推出4000多首作品。各家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选本也有很多。女性诗人急剧增加，是千年诗歌史的新现象。研究者周瓒估计，新世纪十年中活跃的女诗人总数超过了20世纪后半叶（亦即当代文学五十年）的女诗人总数。娜仁琪琪格主编的《诗歌风赏》丛书，汇聚了1960年代到当下各年龄段女诗人100多位。而在中国古代，女诗人比例非常小。有学者统计，《全唐诗》900卷中女诗人的作品有12卷，占1.34%。笔者根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提供的女性名录进行了统计，自汉代以来各代的女作家如下：汉魏六朝32人，唐23人（包括五代蜀的花蕊夫人），宋46人，元16人，明238人，清3571人。清代3000多人平均到300年中，每年也就10位。
全面覆盖、迅速快捷的新媒体造就了全新的诗歌奇观。抗战时期，军事封锁、交通不便。1950年代传媒尚不够发达。1990年代以来，网络新媒体为新诗插上了翅膀。网上的诗群、诗社等虚拟社区数量巨大。网上读诗成为民众的主要阅读方式。一首诗从写作到发表到评价反馈，分分钟就可以实现。这是李白、杜甫、陶渊明时代完全不可想象的。
诗歌生态发生革命性改变。秀诗、秀图、秀生活，成为诗歌特别是女性诗歌的新常态。诗歌生活化是大众化诗歌的重要特征。照片+简历+诗歌+才艺，是网络诗歌的标配。写诗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交方式、自我主体的建构方式。诗人安琪的一句诗“当我死时，诗是我的尸体”就是最极端的说明。
诗歌功能发生革命性变化。大众化诗歌率先提供一种民主开放的想象性文化空间。不计其数的微博、微信诗歌平台，扮演着公民诗歌素质训练场的角色，进行着有关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现代意识的塑造。网络诗歌爆发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在此，自由被置换为文学表达的自由，公正被表达为诗歌发表的公正。“五四”时期如此，1980年代如此，今天的打工诗歌、女性诗歌也如此。如今，新诗借助新媒体，如虎添翼，大幅度跨越经济差别、身份界限和社会区隔，向“诗歌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想象快速推进。想写就写，不必考虑住房条件、经济收入，也不用顾及专业与否，写完手指一点，就进入了公共传播领域。正如谢冕所说“渗入民众”，新诗真正走进了大众，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范畴。一些颇具代表的口水诗的流行，打碎新诗专业门槛，去除新诗的神秘外衣和权威限制，为大众注入了兴奋剂和推动力。以诗歌为投枪也好，为啤酒也好，为选票、话筒也好，都不外乎一种文化策略。如果网络停止运行，我相信，至少会有一半的诗人灵感消失。
许多人批评“口水诗”粗制滥造，这当然有诗歌专业方面的道理，但忽略了口语诗在文化社会层面的积极功用，掩盖了新诗大众化带来的文化民主和文化公平的巨大成就。举个例子，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四位诗人范雨素、小海、孙恒、苑伟，走上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舞台，朗诵他们的诗歌。对于几位进城务工的新工人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经验。俞平伯在五四初期主张诗的平民化，设想“诗的共和国”，在当时是梦想，在今天已经是现实。
学者李怡认为，新诗“总体成就不宜估价过低”，这一观点在学界很有代表性，值得重视。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新诗，以新诗抒发感情、交友互动，甚至以新诗表达对时事的看法、进行日常生活的诗意构建。百年新诗大众化带来的这些创造性的现代性功能，令人鼓舞骄傲，其成就也无法否认，正如人们无法否定广场舞带给千千万万民众的健康生活和快乐幸福一样。
其次，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要区分大众化和专业化两个问题，二者应当分开来谈，以免陷入片面否定新诗的泥潭中去。大众化诗歌的文化社会功能是一回事，以专业化来要求新诗专业水准是另一回事。这里所谓的专业化也就是审美化。每年新诗产量那么多，专业水准高的诗却不多，但不能就此判定新诗专业成就低，正如近五万首唐诗中，相当多诗歌水准平平，并不能因此否定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专业水准一样。谈新诗的大众化时，我们在谈诗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而谈新诗专业时，谈的是新诗经典化，是从那些数量少、水准高的优秀诗歌中挑选佳作加以讨论，聚焦那些出类拔萃者，甚少涉及大众化问题。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标准、目的都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陷入常见的尴尬境地：随意从网上看一些诗，便得出新诗不好的结论，或者总是用水准平平的诗来贬低新诗的成就：这也是诗？新诗就这种水平？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很少读新诗，或者仅随意读了一些新诗，就跟你愤愤不平、热情满满地讨论新诗，指责新诗的粗俗，抱怨新诗的水准。事实上，这个时候，他要么是个诗歌的外行，要么是在讨论新诗的文化功能、文化权力和文化态度等问题，而不是讨论新诗的专业成就。类似街头吵架式的非专业的诗歌争论非常多，消耗了新诗批评的大量精力，对提高新诗专业水平无甚裨益。
当然，并不是说大众化与专业化截然对立，水火不容。恰恰相反，专业化的写作常常需要大众化的养育，大众化的潮流拓宽专业化的河床。这种关系对于优秀诗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就好比杜甫可以从流行的公孙大娘剑器舞中获得灵感，余光中也非常乐意大众口语的熏陶。
第三，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的成就，既需平等民主的文化态度，还需要广博精深的专业眼光。我们常遇到的就是新诗经典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不赞成生搬硬套古诗的形式和规范，比如拿对仗、押韵、甚至平仄等旧律来要求新诗，这其实又回到了古诗的老路上，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也不同意“大众的就是经典的”或“流行的就是经典的”评价思路，不认为只要走红就是好诗。比如，“口水诗”作为一种新的大众意识的表达，拥有一些粉丝，也有其文化上的积极意义，但在形式上，并没有提供新东西，甚至是保守的。如果开个玩笑，“口水诗”是蹩脚的古诗，古代的歌行体反倒像优秀的自由体新诗。不信，可以参看李白《蜀道难》《将进酒》、《诗经・王风》中的《扬之水》、汉乐府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
在此，想引入陈超的“历史想象力”概念，作为讨论新诗经典化的一个尺度。陈超在《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一文中指出，“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写什么”和“怎么写”，在历史想象力的双重要求下，是无法两分的。简单地说，“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锐利的想象力，它既深入当代又具有开阔的历史感，既捍卫了诗歌的本体依据又恰当地发展了它的实验写作可能性。这样的诗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的和自足的，同时也会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有机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
如果放在古代，我觉得符合这一“历史想象力”标准的典范就是杜甫。“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的统一”、“诗性幻想和具体生存的扭结”、“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的深刻融合”、“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在这些标准面前，一切口水、书面、学院、民间、女性、男性、下半身、上半身、打工诗歌、女性诗歌、草根写作、神性写作，是不是会一碰即退？如果我们讨论新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可能首先要区分讨论新诗的什么。如果是讨论新诗写作的专业成就而不是文化成就、社会成就，就需要讨论优秀的新诗，而不是泛泛地拿一些平庸的诗歌来说事。套用陈超的思路来看，对于真正优秀的诗人来讲，新诗专业化写作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动用历史想象力，如何将历史碰撞我们身心的火花擦痕艺术地呈现于诗美的天空。比如在郭沫若、艾青、穆旦、何其芳、余光中、洛夫等现代优秀诗人的诗歌中，历史是不是一个在场因素，他们处理得怎么样？有什么成就？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在当代诗人北岛、多多、昌耀、于坚、欧阳江河、西川等人的诗歌中，也可作如是观。当我们这样来谈新诗成就时，就会发现，此时的新诗比彼时街头争论时的新诗多了相当多专业化的要求，它需要讨论者对百年新诗的阅读量，需要对诗歌史的掌握，需要诗歌理论的储备，甚至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诗歌写作训练，并非随便可以对新诗发言。
第四，回顾既往，一些典型的大众化诗歌体式、流派所创造的，多文化能量，少专业成就。这些诗歌的文本都可以叫诗，但要说新诗的成就依赖这些诗歌，恐怕难以服人。我们谈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更多是在谈大众化的欲望，是在惊叹网络的传播能量和当今的诗歌奇观。同样，我们谈“梨花体”、谈“下半身”、谈“垃圾派”，也主要是在谈文化潮流、文化姿态、文化选择，而非谈新诗专业成就。如果再往深反思，谈白话诗、抗战诗、新民歌、天安门诗、朦胧诗、第三代诗、后新潮诗、盘峰论争、地震诗、奥运诗、抗疫诗，是否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的理论区别？在我看来，百年新诗的考量，特别是有关大众化诗歌的考量，文化论争多，专业讨论少，特别是有益于新诗发展的专业化反思还有待加强。
总结百年新诗评价历史，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将新诗文化问题和新诗专业问题适当加以区分。文化问题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专业问题则相对稳定。文化问题可以包含在随便什么样水平的诗歌之中，但专业问题则需要就好诗展开讨论，需要职业素养和专业储备。新诗是一门专业，入门很低，但其后道路漫长，高手林立，佳作众多，标准森严。是的，标准森严，我确实认为标准森严。比如，一首新诗，不能有一个字多余，不能随便用词，不能随便用韵，不能随便转行，不能随便设行，不能随便设小节，不能随便用标点符号，不能随便写标题。杜甫的诗能随便多一个字吗？苏轼的词能随便转行吗？一旦我们进行诸如此类的专业对照，就会发现我们在专业上存在古诗新诗双重标准。百年新诗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新诗没有标准，新诗可以随便。这是需要剔除的。恰恰相反，字数、行数、节数远比古诗丰富复杂的新诗，其规则应当远比古诗多、严。但这些专业问题并没有深入全面的讨论。所以，在新诗讨论前，最好能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在谈论诗，还是好诗？诗和好诗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白话口语的大规模运用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无疑功德无量，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口语的无节制使用，是否也给新诗的专业化写作带来负面影响？新诗大众化作为新诗的巨大成就，确立了诗歌的零门槛、零审查、零成本、低起点的合法性，带来新诗空前规模的普及，激发大众参与热潮，是诗歌“祛魅”“去神秘化”“去权威化”“介入现实”“合为事而作”进而建设“诗的共和国”的有功之臣，但它绝对不能代替或取消“历史想象力”“人间要好诗”“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清词丽句必为邻”等一系列诗歌专业化标准。正如谢冕提到的，新诗大众化激发的“渗入民众”的现代公民的平等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在文化社会成就上无疑是巨大的、积极的、令人鼓舞的，但并不能直接兑换成专业化的新诗成就。文艺评价的维度是多元的，可能是当下现实，也可能是整个文学史。优秀的诗歌，特别是经典的诗歌，恐怕最终需要在文学史里进行评价，甚至根据不同的层次目标，需要放在新诗一百年、诗歌三千年、世界诗歌史的场域中进行估量比对。这个时候，谈论新诗成就绝不能坐井观天。人们就会要求优秀诗歌必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当下与历史、现实与想象、介入与超脱、继承与创新、语言与实在、形式规范与艺术创造等诸多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最终以优秀的诗歌文本赢得读者、赢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