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发展成为“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逾矩”就是合规矩，跟随着自己的心意并且做任何事情都不出规矩。那么，“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已经适应了言论控制的需求？
当然是了。人三十而立，就已经知道挣钱养家了，但想挣钱并不是很容易，需要委曲求全，甚至需要攀附权贵，干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干的事。内心不平，还要经常慨叹命运不公，但仍然抱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想，努力打拼着。或许，从年轻的时候抱有远大的理想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在远大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对比之下，很容易将一个人的耐心消磨殆尽。毕竟，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太远，并不能一蹴而就，即便每天兢兢业业工作，也不一定能实现理想，甚至越工作距离理想越远。要想实现理想，需要另外一套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只是认真工作，并不能有什么出息。
譬如有人想做领导，从一个小职员做起，每天认认真真工作，却不能有什么升职的可能。于是，他们必须学会请客送礼，必须学会和权贵结交，必须学会官场的迎来送往，要是没有这些本事，就不能做领导，即便做一个小领导也不能安稳。只是大学毕业，却不一定能找到和自己专业一致的工作，大多都要从基层做起。或者说，人们大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但仍然有自己的理想。即便有些挣钱多的人，也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毕竟，钱并不能购买一切。譬如有人喜欢初恋的女人，只是女人嫌他穷，没嫁给他。等他有了钱，还是放不下，再去找初恋的女人，已经“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了。人家已经嫁人了，生了两个孩子，不是钱所能打动的了。抑或许男人已经移情别恋，却失去了美好的初恋。时间不在，空间不在，人也不在了。钱买不了过去，也买不了曾经美好的情感。或许，男人和女人已经被社会道德和法律教化得“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当然也就不会冲破礼教习俗，干一些追求爱情的事情了。
不排除有人为了寻找初恋花大价钱购买爱情，也不排除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出现。但是，经过社会化进程之后，人们大多学规矩了，即便学不会规矩内的作为，也会被别人或现实教训，磨平了棱角和锋利的爪牙，变得圆滑世故起来，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不平。就像一首歌唱的“我们都像是山坡滚落的石子，都在在颠簸之中磨掉了尖牙。”那些善于鸣不平的秀才们大多在现实中受到了教训，也学成了“著书都为稻粱谋”，要首先学会生存，然后才能学发展。要是都快饿死了还要说什么秉持公义，对得住世道人心，岂不是让人笑话？
于是，很多写作的人都开始“为稻粱谋”，知道红线在哪里，也知道写些什么东西才是市场需要的，指望着写出了名，也就有钱了，有钱了之后，就可以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了。可是，他们竟然发现，出名之后反而被名声所累，不能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了，即便写了也觉得恶心，就像看自己拉的大便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写不出突破规则限制的创新性的文字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了被规则限制的作家了，也已经写习惯了，突然改变套路或者语言就一定适应不了。况且，他们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不是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而是写出赚钱的文章，却不能流传太久。或许，在严格的审核规则之下，作家们已经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了。他们大多“从心所欲不逾矩”，不会做什么创新，而是在吃老本。
老一辈作家能写小说、散文、诗歌、话剧，还能写相声段子，而现在的作家大多都只会写小说，写别的文体的文章也只是为了赚钱，却不会有什么出息。言论控制必须要有，不然人们乱写一气，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于是，很多当权者要控制言论，要给善于发言者带上“紧箍咒”，让他们在可控的范围内发言。于是，发言者与控制发言者形成了一种默契。发言者在允许发言的领域发言，即便被权贵收买也心甘情愿，由此可以解释很多专家说话并不算话的原因。而控制发言者一般都会在适当的时候控制言论，松松紧紧，即便有可贵的缝隙，发言者也会立刻发现，挤了进去，痛快一阵子。虽然他们知道，以后风声紧的时候，那些言论会被删除，但总比没有发言要好得多。当然，还有一部分能耐大的，直接到外国定居，发言，也就没人管了。
可以说，对于创作来说，“从心所欲不逾矩”非常危险，并非只是形成了稳定的创作风格，而是没有创新精神，也没有在新领域探索的勇气。甚至把一个好端端的题材给叙述坏了，让人看不懂了，或者让人产生了审美疲劳。不信，可以试试让不同的作家写一件事，看谁写得好就知道了。
只是发言者不得不屈从了言论控制，不得不形成一种比较安全的发言规范，当然也就只能那样了。在资本和权力大行其道的当下，已经不太可能出现出现新文化运动中的闯将了。毕竟，人们已经学会“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而言论控制始终存在，人们也就习惯了。和谐不好吗？非得打破和谐搞什么创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