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实践合法性的理论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探析

◎文/程广云

近来，从国外到国内，，成为所谓“第一哲学”。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一个机遇和挑战。我认为，研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的对话。，、。，构成研究的主题，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我认为，所谓。因此，既不是单纯的文本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实证研究。在方法上的基本特色应当是首先并且主要注重论证逻辑研究。这里所谓“论证逻辑”不是就其狭义而言，而是就其广义而言，亦可称为论证结构、论证模式等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此有关。

Straus）的观点[1]，。，它以寻根求源、。，我们不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到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又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因此，，，也在于认识公正的、好的或善的社会制度。

，。，、意见、幻想等等。，。、、；反过来说，、、。可以说，、、。。但是，随着哲学与科学的分野，即现代自然科学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哲学权威地位的丧失，。可以说，。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价值和事实的二分其实是可以合一的。

。中国古代哲学，尤其儒家哲学、。，迄今为止，，、洛克、休谟、斯密、密尔和卢梭、康德、，以哈耶克、。，。

当前，，号称“第一哲学”。，近年以来，，，如哈耶克研究之于新自由主义，罗尔斯研究之于新，施特劳斯研究之于新保守主义等。在这种学术思想背景下，。，又是挑战。同时，。、可能性和现实性。，，。

，，，从学理上澄清问题，，，，为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是否充分经过逻辑论证。，。

与其他哲学相比较，一方面，；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这些问题链接起来，。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四种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2]：所谓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通过劳动实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实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交往形式的生产和通过语言实现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则提出了两种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3]：所谓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通过劳动实现的生活资料以及工具的生产、通过家庭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理论不过是四种生产理论的省略形式。生产蕴涵了实践、劳动、交往、世界对象化以及对象化世界诸多含义。所谓“世界对象化”以及“对象化世界”是指，整个对象世界是人们通过实践、劳动、交往，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和核心。值得注意的是：，。，从物质生产去阐明它们。“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4]；同样也改变着自己的交往和交往的产物——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社会本质（人性）。，。

其次，：。严格地说，，。但是，，应当予以认真评析，但是不能脱离具体语境。，如马克思早期著作关于道德和法的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  哲学）道德和法部分关于平等和自由的研究，以及著名的学说、国家学说、。严格地说，，。但是，应该注意的是：。，。

最后，。所谓。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具有严密论证逻辑的完整理论体系。但是，无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前后包含两种基本论证逻辑，一是生活论，或实践论的论证逻辑，；另一则是历史观，或自然观的论证逻辑，即从自然规律引申出社会规律，。比较而言，前者是更为本源的，二者应当互为补充，但在历史进程中却往往分离，并且一度为后者所压倒。马克思主义往往由此走向或实用主义。

另外，。这些意义包括：，，。反过来说，、。

，我们已经将定义为。由此我们进而探讨基本论证逻辑，一是生活论，或实践论的论证逻辑，；另一则是历史观，或自然观的论证逻辑，即从自然规律引申出社会规律，。这两种论证逻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乃至这两种论证逻辑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是我们应当把握的。

让我们来分析一个简短文本——约翰·斯温顿在《太阳报》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5]

“……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的最终规律的问题。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回答。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搜索枯肠寻求最有分量的字眼，后来我用下面这样字字千钧的问题向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提问：‘什么是存在？’他眼望着我们面前咆哮的大海和海滩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像陷入了沉思。对我问的‘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他用深沉而庄重的口气回答说：‘斗争！’

开始我觉得听到的似乎是绝望之声，然而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

：“斗争就是存在”（“我斗争，所以我存在”）。

马克思既处于社会底层而又处于文化高层的生存境遇，使得斗争成为马克思的基本性格。青年马克思怀抱一种激情—理性投身于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中。从理论批判进入到实际斗争，就是从个别知识分子走向了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阶级基础，另一方面，。从此，，。，正是由于这一地位，也就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斗争，。但是，，，也在于它指明了斗争的现实途径和斗争的理想目标。斗争的途径问题就是“如何斗争”的问题。、联合、组织。斗争的目标问题就是“为何斗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是历史—逻辑在先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斗争中建构他们的革命策略和科学理论，在他们的策略和理论中，斗争是这一建构的起点。，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6]

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社会的实践活动。“实践、劳动、交往、生产”等等归根结底是人类存在的本体。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建立在生活论或实践论基础上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7]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人类生活为前提建构他们的基本理论的。这里的论证逻辑是：人类要生活，就必须有生活条件，就必须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他人和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只有从人的生活以及一系列对象性活动中，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正是从实践：劳动、交往、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活以及一系列对象性活动中，马克思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有机系统以及“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研究的路径，一条是叙述的路径。研究的路径体现了“生活论、实践论”方向。马克思主义从对于人类，，确立了斗争的立场，由此确立了革命的策略和科学的理论。而叙述的路径则体现了“历史观、自然观”方向。似乎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关于自然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生活论、实践论中心”，但而后却在这一阐释中被“历史观、自然观中心”所遮蔽。这就导致了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实用化。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只有人们应当遵循的“铁律”，人们应当为之牺牲的真理，而没有对于人们生存境遇的关怀。在生存境遇的忘却中，人们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总之，，第一种论证逻辑是：，由于其低下的生存境遇，迫使其斗争；由于其贫乏的资源状况，迫使其团结、联合、组织；只有确立普遍的、必然的历史理想，才能进行广泛的、有效的社会动员，从而改变现存世界。第二种论证逻辑是：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这一规律造成了现存世界灭亡和理想社会胜利的历史必然趋势；谁认识了这一规律，谁就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谁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谁就可以合法地掌握领导权。两种论证逻辑可以耦合，并不严格相关。例如，；。两种定义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联。，包含了并不完整严密的论证逻辑，需要予以厘清。

。，。

，是一种古老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对于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批判性——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它对人类社会历史是一种道德“应然”的解释方式。对它来说，只要证明资本主义是“坏”（“恶”）的，，。这样，，它就寄托于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并致力于改良主义的社会实验，以求教育和环境的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的：，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8]所谓“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最早表达。所谓“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概念的最早表达。而所谓“异化”理论则包含了剩余价值学说的思想萌芽。

总起来说，、实践论”的论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中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前提”和“出发点”，：“实际上，，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9]

在成熟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生活论、实践论”论证转变成为“历史观”论证，并进一步以“自然观”论证为补充。两种论证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后者是从前者中历史地、逻辑地引申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关注“现实的人”，进而关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而关注“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这里已经蕴涵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另一方面，则在这一经典理论中，“生活的、实践的”逻辑为“历史的”甚至“自然的”逻辑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10]，。，；同时，，充分展示这一合法性论证的代表作是《资本论》。《资本论》与其说是一部经济科学著作，，，而是研究“剥夺剥夺者”的道理，。。二者属于“历史观”论证，既抛弃、克服了“生活论、实践论”论证的形态，又保留、发扬了其中的基本元素。恩格斯甚至以“自然观”论证（《自然辩证法》）来补充马克思“历史观”论证。这样，，而是以历史规律，甚至自然规律这样一些“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为“前提”和“出发点”。，是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对于社会规律的真理诉求。。它对人类社会历史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解释方式。对它来说，。这样，，，并致力于激进主义的社会革命，以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革。

，，但却仍然是理想的。而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则从理想转变为现实。，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证模式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可以叫做“阶段论”论证，一个可以叫做“国情论”论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区分了：，前者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如“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至于后者，“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1]马克思早年就提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晚年又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从对于俄国“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但是，“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2]值得注意的是：“阶段论”和“国情论”论证扬弃了以往论证所存在的普遍性的形式，采取了特殊性的形式，。但是，“阶段论”和“国情论”论证导致了某种“悬置论”（亦即信仰和理想的悬置）态度，从而导致了一种不是批判和革命，而是为现存世界作辩护的保守态度。

，，从“生活论、实践论”论证模式、“历史观、自然观”论证模式到“阶段论、国情论”论证模式，，一方面适应了现实的发展，。

、。恩格斯曾说过：，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英国最快最容易。，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3]这就是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按照一般原理所预测的，、美国、法国、德国等）内首先取得胜利，但具体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一悖论在“历史观、自然观中心”的解释模式下是无法解决的。无论根据历史必然性的解释框架，还是根据社会现实力量的解释框架，、，西方比东方都更成熟。这一悖论只有在“生活论、实践论中心”的解释模式下才能解决。革命，在相当一些情况下，并不是由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力量的成熟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生存境遇的恶化决定的。由此，先进的西方成为保守的西方，而落后的东方则成为革命的东方。因此，，但在现实中却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后果。

巴黎公社之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一度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发展，。：，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14]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英国的这一特殊现象逐渐成为西欧（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稍有革命波动外，，革命性愈益削弱，保守性愈益增强。

当西方的革命风暴渐次沉寂时，东方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西方不亮东方亮。”马克思、恩格斯在“困惑”中将目光从西方投入到东方，从西欧投入到俄国。马克思先后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预言。俄国（苏联）以及东欧某些国家、中国以及东亚某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发源于西方（西欧）发达国家，却流行于东方（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却为发展中国家贫苦民众所信奉。这一历史事实在“历史观、自然观中心”的解释模式下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生活论、实践论中心”的解释模式下却顺理成章。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且逐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首先是由当时中国贫苦民众的生存境遇决定的，。

今天，。，？，是人们为实现幸福生活而设计的。这就是“生活论、实践论”论证模式的真谛。但是，。诚然，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社会基本矛盾和两大历史基本动力来解读人类社会历史（例如以“、“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来解读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甚至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将会不再以人为目的，而是以人为手段（工具），由此走向某种。因此，应该弱化“历史观”论证模式，尤其“自然观”论证模式（这是自然哲学思想残余），强化“生活论、实践论”论证模式。须知，、建构和创造过程。至于“阶段论、国情论”论证模式，一方面因其具备特殊性关怀，，另一方面因其丧失普遍性关怀，。其实，，另一方面也是以这一价值理想为范型，适应各个历史阶段和各国国情的制度设计。

正如理论和实践之间曾经构成了一个基本悖论一样，革命和建设之间同样构成了一个基本悖论。，是基于自身生存境遇的恶化，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但是，一旦人们的生存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的革命精神风貌也就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于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与它的生活论或实践论基础之间发生了矛盾。

教条化和实用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倾向是：一味谈论马克思主义话语，各取所需，淡漠它的生活论或实践论基础。由此，。因此，，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对于民众，。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不仅表现在对于人类（普通民众）之生存境遇的关怀上，。如果我们懂得关怀各个阶层（上层、中层）民众之生存境遇，惟独忘却底层民众之生存境遇，那么我们同样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底层民众的话语，才能恢复它的生机、活力。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12期，，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根据原稿发布）

✪本次推送编辑：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