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会议室，经过14位评委的充分讨论与评审，2021年收获文学榜最终榜单揭晓。
2.《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陈冲
5.《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
4.《我父亲的奇想之屋》韩松落
余华讲述了清末民初动荡年代里，北方青年林祥福与南方女子纪小美之间的命运与际遇。苍茫乱世中的江湖义气、男女恩情是小说的素朴质地，慈悲之情浸润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母子、父女、母女、夫妻、情人、主仆、萍水相逢之人之间，都有一种难以命名的情义……这是一次“有情”召唤，它召唤的是我们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民间之情，是生发于我们民族传统内部的仁义与德行。余华写出了绵远、悠长、苍茫的命运感，写出了鲜血乱离世界的恒长。那些看似无情实则柔情百结、既隐忍又刚劲、既卑微又高贵的生存样态杂糅在小说内部，形成了独属于余华的五味相陈、有情有义的小说调性，是属于我们时代优秀小说家的“持续的成熟”之作。
作为当代文学的新面孔，林棹有丰沛的想象和精微敏锐的触觉。她以元气充沛、恣肆汪洋的语言，为我们创造了名为“虚构之物”的雌性巨蛙。随着巨蛙的出现，一场语言盛筵由此开启，既真实又奇幻的世界蜂拥而来，读者情不自禁被裹挟、牵引，共赴新鲜而陌生的地域之旅、语言之旅、奇迹之旅。文学想象的边界在小说中被一次次拓展，小说家“巨蛙”般独属于女性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令人赞叹。《潮汐图》里有着颠覆寻常文学审美的、独属于小说家林棹的创造力和美学气质，是2021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惊喜收获。
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北流》，借助于南方方言的征用、“注疏”式文体的设定，林白从个体化的存在，到中国人的存在，最后抵达人类的存在；从地方性的写作，最终抵达世界性的写作。作家彻底打开了自己，打开了生活，打开了世界，打开了人类的存在。
在一部明显借鉴了推理小说艺术元素的长篇小说中，既能够对人物形象展开深度的精神分析，也能够相对充分地表达作家的社会关怀，《回响》所呈现的思想艺术价值，理当得到我们的肯定与认可。
小说有着坚硬的精神厚度，以一桩儿童失踪案开启叙事，接续了现实主义关怀的写作传统，恢复了平凡生活中的英雄视角，将主题叙事与文学追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勾连起历史与当下生活，写出了宁静生活下的波澜壮阔，展现了小说家既沉入现实又超拔向上的意识和能力。
摭拾故实、采编旧闻，以特定地理的折冲樽俎将史书的零散记载贯通一气，以通达晓畅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中间地带的殴脱叙事，历史认识与判断同文学表达与启示有机交融在一起，将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编织为整全的中国文化图景，恢复了有情有识的文史书写传统。
2.《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陈冲
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独特又深沉的陈冲，她以克制内敛的笔法向着家族历史征进，踏进如烟的家族往事又不沉溺其中，通过众多日常的生活细节完成了对家人形象的刻写和赋形，从而与历史生活达成了深沉又动人的联系，作品呈现出的沉郁悲悯让人为之动容。
从亲历体验与自我疗救出发，细致勾勒出抑郁患者的生理与心理行状，兼及精神病医学的知识普及和历史脉络梳理，点面结合，描述与分析并重，既有切肤的痛感，亦有超出一己的关切，从社会认知与抚慰的角度显示出文学的多重价值功能。
在历史转折的大背景中，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参与筹建新政协、创立新中国的壮举，呈现了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作者宏观着眼，微观落笔，结构纷纭复杂的历史，抒写历史中的世道人心。字里行间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光明大道上跋涉的人物群像跃然纸上，可歌可泣。
5.《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
真正的非虚构写作是“行动”，是将思索付之行动，是将行动凝聚为文字。对于写作者杨潇而言，“重走”的意义便是行动，作家从长沙到昆明，重走了1600公里联大西迁路；与此同时，“重走”也是一次纸上追踪，是在时间意义上回溯过往，是从历史观照当下。切实、充实、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不仅记下了历史中的行走，也写下了今日青年对于历史的致敬与思考。杨潇的写作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边界和维度，他以自己的行动为当代文学贡献了非虚构写作的另一种范本、另一种路径、另一种可能。
北京、县城和阳关山上之空间腾挪和想象亦是中国现实图景。小说直追鲜卑匈奴之古中国贵族、隐士与流民的山林前史、流脉和精神残余，为搬迁、聚居和游徙县城的山民辩护。游小虎、游小龙和“我”都是生命的远征者和溃败者，他们的想象和止步，恰恰是今天中国社会阶层想象和止步的具体而微的样本。“以鸟兽之名”，是游小龙的日常文学书写，也是他叩问生命来处的漫长修行。缘此，藏身滚滚红尘的当代隐者得以安妥细小生命。因为游小龙这个小说人物，小说可以视作孙频献给北方县城故土和故土文化、精神血脉顽强赓续者的一曲挽歌。孙频是不断追求个体文学革新的年轻小说家，她不为既有虚名所困累，几乎每一部新作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小说在自然、历史和当代诸维度上重新定义“山林”之于个人精神成长的意义，叙述者“我”从县城杀人事件的窥看者到融入山民生命日常的过程，亦即生命个体返观自身的启蒙之路。
黄立宇是一位久违的作家，《制琴师》挥洒出一股有别于主流文坛趣味的勃勃生机。一座城，两三人，几段旁逸斜出的轶事，编织了一出罗曼蒂克消亡史。那是文学灵韵的回响，是追念还未被整饬得齐整单调的华彩时代，也是致敬沉郁、坚韧却历久弥新的文学技艺。
小说中的戚老师，是奔月女神，是不忠的妻子，是不负责任的母亲，小说在这三种冲突角色中展开；当死亡降临，戚老师完成了所有做人的角色，她是完美的妻子，完美的母亲，完美的女神。艾伟因此也完成了当代文学中，一位极其丰富复杂让人不能忘怀的女性形象。
4.《我父亲的奇想之屋》韩松落
一位不老的父亲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出现，他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消失——他总是在某一时刻突然无影无踪，当然，他一定在消失前带着孩子去看一处神秘的空间：楼中之楼，巨大发光的体育馆，藏在山体里的飞机场……这是韩松落中篇《我父亲的奇想之屋》的故事设置。这篇小说是一段少年的奇幻之旅，是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式想象的吉光片羽。它以“同时性”的叙述颠覆了现代性的一元论时间观。这是本年度让我惊艳的作品之一。
呈现了汉语叙事的魅力和可能达到的美，作者对一草一木，对人，对世道人心，都极其敏感。人性中，有怀疑，有欺骗，有深不可测的阴影，但是在作者慈悲的目光下，都放下了，天心月圆，悲欣交集。这是一部见性成佛的小说，不仅是作品中的人物，对作者和读者，也是如此。
活画了校园小世界里的新景观。两位博士太太周太太和朱太太，一个是《围城》里的苏文纨，一个是《聊斋》里的聂小倩。在彼此莫名的敌意和相互羡慕里无休止缠斗，用校园家属楼金辉小苑与图书馆古籍部作竹林，以周太太留学归国的儿子达利当暗器，闪展腾挪，上下翻飞，往返投掷，乐此不疲。最终以朱太太聂倩成功降服达利而告胜出。白琳以冷静无情的笔触宣告了传统面对现代的失败，母性面对女性的失败。
无论书写怎样的情景，王凯都仿佛天然地免于一本正经，处处有着轻微的谐谑调性，不紧不慢地呈现着人心暗处的卑微和无助，却又因为对卑微和无助的认知与反省，掘发出人性更深处某些干净明亮的地方，从黑夜中传递出些微澄澈的星光，为人赢回了一点踏实的尊严。
凭借出色的想象力和严密的逻辑力，李宏伟构想了一个饱满的未来社会，用虚构中的试验来检视人类现实和思维的某些界限，并以复杂的人物形象来尝试打破这些界限的可能，其中隐含着人或未来的某种成长契机，从而启发人们更为雄沉地面对现实世界。
优秀的作家往往都会抓住能够使小说诞生的某种灵感，这种灵感就会带着妙趣横生的文学基因，赋予小说健康生长的诸多可能性。《仰头一看》就是这样一篇得天独厚的作品，四个字读完的一瞬间所决定的人生命运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小说的主人公还能否在阴影笼罩下把握住自己的人生困境？在特别容易歧路亡羊的小说道路中，《仰头一看》在呈现出小说家循着直觉而产生的非凡魅力的同时，也使那些只依赖匠气制作的小说黯然失色。
故事虽然置放于近未来的日本，但科幻和异域的设定背后所探索的是当下人心领神会的社会症结，尤其是知识分子因战争的黑暗记忆而深深苦恼并全力肉搏的存在主义大哉问：何为个体的真实，何为自由的生命，何为存在的根基。年轻世代的华语写作者向了不起的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致敬，纵使时空间隔，文学依旧能将美好和深邃的心灵并联在一起，成为照亮黑暗燧道的炬火。
我们朝夕在焉却能坦然隐然在焉，分裂的日常生活被钟求是《地上的天空》诚恳地敞开。小说“小”事，“我”给离世的友人朱一围处理藏书，从他地上光明的生活通向其隐秘的地下生活。悖谬的是一直作为我们地上生活想象异邦的天空，只能被朱一围和陈宛小心移放到地下（来世）生活。故而，所谓地上的天空，只是天空在大地的倒影。如果筱蓓、陈宛和朱一围——他们都是如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的无辜者和无名者，都承担着命定地上生活的局囿；与此同时，我们头顶的天空存在着，也是我们想象合理和必须的到达，那么，朱一围的一“围”之脱困，从地上走向天空的路在哪里？小说的答案之处恰恰是提问之处。《地上的天空》作为短篇小说的魅力，在于它是经由狭小的切口而曲其微而幽其深地洞开，进而在不可能处开凿可能的审美秘径。
似乎有意恪守着某种属人的局限，赵松从不轻易拉下情节的布幔，而是始终保持着叙事的克制，耐心追摹着每个细节可能的完整因果，人物也在绵密的日常中一点点透露出自己的隐秘心思，从而能够让我们觉察到人性深处那些微妙的皱褶、潜藏的欲望、深埋的悲欢。
铁凝的《信使》是爱与罚的深情故事，也是启蒙与救赎的人间童话。作家以一贯温润与明朗的笔触，塑造了美丽的“信使”李花开的形象——她就是铁凝作品里曾出现的农村女孩香雪、红衣少女安然、《玫瑰门》里的小苏眉、《永远有多远》里的白大省。她们一路走来，初心不改，带着梨花的芬芳和铁皮石斛的刚烈，长成了《信使》里的李花开。李花开得知真相后从房顶上的纵身一跳，是信义与道义的骐骥一跃，也是步入经典女性人物形象长廊的精彩一搏。
两个残缺的人相遇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彼此的残缺里寻找一种圆满的可能。他们彼此试探、摸索、有限度地触碰，他们进入得越深，就发现伤痕和黑暗越多，生活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悲剧。青春文艺剧和港台警匪剧里的元素在这里几乎都出现了，且快速地推进，这使得作品在某些关键点上的停留不够久，而梦境的频繁使用也让故事的逻辑显得不那么坚实。不管如何，叶昕昀的《孔雀》依然值得推荐，她是一位新作者，却有着成熟作家才能具有的个人风格的鲜明。
一个不幸的母亲生了两个儿子，一位接受现代教育，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一位则是活佛转世灵童，被送进了寺庙。小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信仰和理性之间找到一种和解——最后这兄弟俩彼此似乎理解了对方，但这种理解并非是认同，而是对生命无常的恐惧和敬畏。万玛才旦的叙述干净、简洁、节制，是对当代写作过于“修饰性”的一种反拨。
未知生，焉知死？小说却以死亡降临于死者与生者的点点滴滴过程，来反复辨识死亡之于价值的确认。在董夏青青的叙述中，人们感到需要成全一种比现在更美好的生活、更庄严的人性；更重要的是，相信人们有能力争取上述二者的实现。这是至难的目标。因为在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之后，携带着价值意涵的叙事，必须从教条化的道德诉求与空洞化的人格符号中选择出自身，文学叙事必须弥合“可爱”与“可信”之间的裂隙。董夏青青迄今几乎所有的创作，都处于向上述至难目标的跋涉途中，就此我们也见证了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仰、耐心与文学技艺。
《晚春》是三三以人之子而不是庞然的一代人写给父辈的理解之书。从父辈的1972到“我”和父辈的2021，一个中国普通家庭半个世纪的长史被“短篇”收纳。作者“三三”和三三本名的真身都隐身叙述者“我”之“他”，从而为自由表达赢得空间，那些年轻一代写作的文学资源、时代记忆和个人经验得以释放，包括三三个人的可能和局限。被时代吸附，或者被时代抛出，俗世儿女们最终面对的只是一己之身的世界，且如此之小世界，对于单个的人也可能是未知的、晦暗不明的、危机四伏的，故而一切小儿女的哀痛、忧惧、孤独、念念不忘以及生而为人的进退失据在《晚春》皆见之于叙事的节奏和语言的发微。
熟悉文学江湖的中国当代文学读者，自然也可能熟悉每一个江湖有其声名的写作者所属的文学纲目。不同的文学纲目，自有其经得起溯源的路线图。所以《跳马》的抗日故事、乡村权力生态和乡民日常等的勾描，不是路内的小说，不是我们熟悉的“十七岁的轻骑兵”和“雾行者”。《跳马》中，昔是体育教员和读书郎，现为抗日队伍正副大队长的两人，他们未来中国的想象着陆在训练一个父母双亡无羁的小孩学习“跳马”。逃亡途中小孩腾身一跃的起跳和完成，放在小说设定的历史时间内，寓现实的沉痛和想象的飞动，正是我们熟悉的路内小说灌注的神气。
当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所有人都只剩了半张脸，自我就消失了，故事就开始了。小说捕捉到了当下的普遍特征，半张脸，是具象的，也是形而上的，是时代的准确隐喻。
《喝汤的声音》是一篇非常独特的小说，小说关涉久远惨烈的那段历史，它一直影响着几代人的命运。痛苦的记忆不是停留在宏大的叙事之中，而是渗透并循环在人的血液里。迟子建通过一个梦魇所生发出来的故事，使那些被遗忘的伤疤通过最日常的方式唤醒人们麻木的神经，也使小说的蕴涵转化为永远响彻云霄的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