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8岁的印度孟加拉青年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来到加尔各答，开始他的本科学业。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刚刚出版了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和森一同读经济学的友人从书店借到这本新书，借给森读了几个小时，结果森“完全着迷了”。在新出版的回忆录里，森写到他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阿罗的结论——“阿罗的定理对民主制政治和综合的社会判断意味着什么？”从那时起，森就开始思考“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破解之道——黑格尔意义上对它的“否定的否定”。
同一年，18岁的阿马蒂亚·森发现自己口腔里长了一个硬块，硬块在不断长大。他先后去了好几次医院，医生都认为只是点小问题。但森紧张地翻阅论文资料，随即认为自己罹患了口腔癌。最终，在加城新开的一家癌病医院，青年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检测结果显示，他患上了癌症。
2021年，阿马蒂亚·森出版了回忆录《世界上的家园》（HOME IN THE WORLD）。其中用了不少笔墨回忆他在加尔各答的第一年——一个他和将要毕生研究的经济学理论相遇的年头，也是医生预测他未来五年内活下来的几率堪忧的时刻。那一年冬天，在加城的癌病医院，森尝试了当时属于新事物的放射性疗法——连续多天坐在诊疗室的椅子上，让射线照射自己的患处，每次长达五小时。在治疗时，他一边阅读托马斯·曼的小说，一边从一扇小小的窗户望向窗外——那里有一棵树，带给他点点慰藉。这段治疗经历让他想起了广岛和长崎留下的那些辐射病患，也想起了自己的舅舅们因从事反英活动被逮捕后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的故事。
“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是大诗人泰戈尔给起的。阿马蒂亚·森的母亲是一位那个时代少见的独立女性，出生于西孟加拉的一个梵学世家，加入了泰戈尔创办的现代舞团。在梵语里，“阿马蒂亚”意味着“不朽”。也许是名字暗示了人生，下了巨大赌注的放疗非常成功，他得以继续学业，然后赴剑桥深造——尽管治疗在他的口腔中留下了不可逆的创伤，让这位经济学家在未来说话时带着明显的发音困难。
在回忆录封面，少年时代的阿马蒂亚·森戴着眼镜，嘴上挂着标志性的微笑，和几个童年伙伴一起眺望窗外。这张照片拍摄于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的村落“寂园”（又译圣蒂尼克坦）。这也是回忆录前半部分的主要场景——如今已88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滔滔不绝地回忆起近一个世纪前的故事：童年时在孟加拉的乡野里，在树荫下的“课堂”上和整个世界发生的联系。
阿马蒂亚·森的故事始于孟加拉湾的海洋世界。他的父辈祖籍在如今的孟加拉国达卡。二战之前，这里是一片和世界各地连接极为紧密的土地。地区首府加尔各答是整个东南亚的大都市和全球节点。英国人、孟加拉人、西印度人、缅人和广东客家人聚居在这里。森的家庭在那时跟随化学家父亲的教职变动，不断横渡孟加拉湾，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达卡、曼德勒、眉谬、加尔各答。在他的描述中，不断搬迁的生活让他形成了对世界异常丰富的理解——他因而学会了一些缅甸语，熟悉东西孟加拉的不同口音，并且对水、河流和海洋有了诸多体验。他还因此喜欢吉卜林的诗歌——尽管他也指出吉卜林对东方的想象常常建立在他根本没去过那些地方的基础之上。
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以《世界上的家园》作为书名，是否是阿马蒂亚·森想体现温情，又映衬出自己的世界公民身份？也许是。然而这个题目也是在致敬是泰戈尔笔下黑暗的悲剧小说《世界与家园》。这本1916年出版的小说，借助一段三角恋情刻画了孟加拉知识分子心中的挣扎——如何同时面对自己深深浸入其中的西方文化和自己深深厌恶的殖民统治？如何既试图从殖民统治中拯救印度，又面对独立运动中泥沙俱下的迷信、暴力与非理性？在小说中，这一矛盾横亘在两个印度孟加拉知识分子和他们共同热爱的女性之间。在结尾，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主人公选择了死亡。
阿马蒂亚·森是否在暗示“不死”的自己也困宥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尽管他没有明说，但回忆录中颇为重要的主题呼应了这一矛盾——如何理解泰戈尔？森借助泰戈尔身上的矛盾，传达了自己对“家园”和“世界”这一对关系的看法。
森的整个童年几乎都在泰戈尔身边度过。他一家人和泰戈尔联系紧密。诗人1941年去世之前的最后演讲，是由森的外祖父哥什蒂·莫汉代为对公众宣读的。借助泰戈尔的全球友谊和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巨大名望，童年的森在泰戈尔的学校里见到了接踵而至的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人物——圣雄甘地、罗斯福夫人……甚至还有蒋介石夫妇。在他的同学中，则有来自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友人，森回忆自己和赴印教书的中国学者谭云山的儿子谭立维持了超过半世纪的友谊。这些，是泰戈尔和极盛的孟加拉文艺圈子带给森的一整个“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也时刻挣扎在被追捧和不被理解的边缘。彼时泰戈尔赴世界各国演讲，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坚持认为这位诗人乃一介神棍，故弄玄虚。
森则提醒读者注意泰戈尔和甘地的一次激烈争执——1934年，比哈尔大地震，正在主张贱民权益的甘地立即指这是上天对印度人实行“不可接触”贱民制度的天谴。泰戈尔却极力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就算这样有助于废除不可接触制，也会助长更多的非理性。借助甘地与泰戈尔的冲突，森努力为泰戈尔“正名”，把一个外界视为东方玄学和灵性文化的代表拉回到现实中，还原他作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更为理性和深思的个人形象。
泰戈尔的确热爱神秘主义，重视意识之外的心理体验，但这未必是他的印度一面，毕竟他也深受维也纳“新艺术风格”乃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并且将后者融入现代艺术创作。与此同时，他也极为强调理性分析和批判，无论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抨击，还是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乃至对印度自身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的警惕，都尤其敏锐。这种理性赋予了泰戈尔晚年极为悲观的底色。而诸如爱尔兰诗人叶芝这样，将泰戈尔诗歌中最为“灵性”的部分着重渲染，作为自己心目中西方文明的解药，对此，森的理解是泰戈尔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人设”，并不过度辩解什么。
泰戈尔代表着森的“家园”。这是源自加尔各答的“孟加拉文艺复兴”的至高点。从19世纪初开始，加尔各答的孟加拉知识分子们不断涉猎英国和西方文化——语言学、宗教学。他们创作诗歌、小说、戏剧，在此基础上重构对印度历史和文化的论述。二十世纪初，孟加拉知识分子们最早引入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和康定斯基的先锋派绘画，最早创作出电影长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阿马蒂亚·森能够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在1940年代的“寂园”学校，老师们和学生讨论萧伯纳和列宁；在1950年代初，加尔各答学院街的合作社咖啡馆里，森和他的朋友们围绕着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命题开展辩论。这些对森来说如此理所当然，使得他在抵达剑桥时，完全没有什么知识上的不适或无法衔接之处。
而和许多孟加拉知识分子一样，森不仅得到了完整的西式教育，也没有中断印度古典文化的“传统”。其外祖父是寂园学校的梵文和古典学老师。森回忆说自己幼时熟读古典梵语，对梵文戏剧和大史诗都有涉猎，以至于后来发现自己热爱数学时迟迟放不下对梵文一科的执着。不同于传统的是，森的外祖父同时是个现代派，他试图用新潮思想重读梵文经典——他在首陀罗迦的剧作《小泥车》里寻找人性解放的涵义，又重新翻译和解读虔诚运动中诗人格比尔达斯的创作，以强调历史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影响，应对1940年代越来越升温的残忍的教派冲突。就连森的无神论信仰也被对接到了印度哲学——当他和外祖父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时，外祖父立刻从古典印度哲学中找到了印度的无神论传统——对佛教思潮颇有影响的顺世论唯物哲学。
一整代这样的孟加拉知识分子都以这种“贯通东西”的学养和文化而自豪。森在寂园学校的同学，印度著名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就骄傲地说自己是“东方与西方的结合”。在独立后的印度，孟加拉湾的商业与人口流动被新独立的国家国界所隔断，乃至孟加拉也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归入印度和巴基斯坦。森用了整整一章努力说服读者们相信如今边境破碎的东西孟加拉仍是一个整体——无论印度教徒或穆斯林，也无论是属于印度的“西孟”还是如今的孟加拉国。但与森的坚持所不同的是，历史已经无可逆转，阿马蒂亚·森大概会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泰戈尔所属的“金色孟加拉”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传人了。
不过，对阿马蒂亚·森而言，“家园”不仅仅是东西方的交汇，也是各种痛苦和困境的集合。他在童年所处的环境中看到的社会现实对他的冲击，是促成他学术兴趣和生涯方向的重要动力。毕竟单单是“贯通东西”，又或是文学和艺术的蓬勃注入，显然不足以让森成为享誉一时的经济学大师。
1943年，日军占领缅甸之后一路逼近印缅边境的山区，和日军随行的是孟加拉出身的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他带领着他组建的“印度国民军”，试图借助日本的攻势实现印度独立。而同一时间的孟加拉，英国动员了大量军队和劳工修建防御工事，孟加拉的经济因为战时的大规模采购而异常繁荣。可就在这时爆发了一次超级饥荒，1942年，地区粮价开始飙升。整个1943年，森在寂园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村饥饿灾民从大路走向加尔各答寻找救济。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估计，这一年在孟加拉有超过200万人死于饥饿。那一年经济繁荣，粮食并不算短缺，却又如此多人死于饥饿。这样的矛盾深深震撼和困惑了森，成为了他此后毕生钻研的经济学主题。1989年，森出版著作《贫困与饥荒》，专门开辟章节分析了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成因——饥荒并非因为缺乏粮食，而是战时经济的管制、只照顾城市的配给制度、殖民地体系的系统性问题，共同导致了历史上的惨剧。
对森来说，与饥饿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印度的分治政治带来的仇杀和暴力。这些话题同样体现在了他职业研究生涯中。从《身份与暴力》到《惯于争鸣的印度人》，随处可见早年在孟加拉的“家园”带给他的命题。这些书写，也可以视为森对近年来卷入的诸多争论的回答。
2014年印度大选前后，两位著名的印度出身的经济学家在媒体上打了一场笔战。一方是森，另一方是著名的美籍印度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自由贸易专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他们争论的话题是印度如何发展——巴格瓦蒂认为应该优先侧重刺激增长，至于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要等到有了实质性的增长才能兼顾；阿马蒂亚·森则反对过度关注增长，认为缺少社会福利、基础医疗与教育的社会不仅不可能实现稳定增长，还最终会带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不公平。
时值以推动经济增长著称的右翼领袖莫迪竞选总理，这场经济学家的隔空开火，也就被解读为了印度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森被视为印度1947年独立后结合了国家计划、贸易保护和社会工程的路线的经济学代表，而巴格瓦蒂则代言了莫迪2001年开始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大兴制造业和金融的、号称“印度广东”的“古吉拉特模式”。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森和巴格瓦蒂两人的家乡，也恰恰代表着印度的两条和西方对话的不同路径。与孟加拉人阿马蒂亚·森不同，巴格瓦蒂是孟买出生的古吉拉特人。他的成长轨迹中没有寂园这样的“另类教育”机构，而是一路精英院校。在独立前后的印度，他就读于西德纳姆学院（SYDENHAMCOLLEGE），这是英国人在亚洲最早建立的商学院。在那之后，他负笈剑桥的圣约翰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再到麻省理工读研究生深造，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毕业之后，巴格瓦蒂顺理成章留美工作。在这条轨迹上，“家乡”的作用要远远小于从伦敦到纽约的“世界”。巴格瓦蒂要比森更加像一个纯粹的西方学者。
面对森浓郁的“东西结合”的现代化路径和经济学思考，巴格瓦蒂可以说是内心不屑的。在他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纳加利亚（ARVIND PANAGARIYA）合著的宣言式作品《增长为什么重要》中，巴格瓦蒂将东亚各经济体的腾飞模式简化归因为自由市场、开放贸易等几个普世因素的组合。而对于印度的贫困问题，他也和森持有相当不同的态度。森仍然认同国家机构对收入的再分配和普及社会福利实现减贫，而巴格瓦蒂则尖酸地表示他根本不相信印度的国家官僚系统仍有效率。在他看来，实现减贫不可以再用这种“正规”路径，唯有一方面大力刺激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依赖诸如非政府组织等具有国际标准的减贫手段的力量越过印度政府去实现设想，才能实现发展。
作为阿罗“传人”的森，显然在政府和经济增长之间持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阿罗不可能定理用数学公式指出：社会无法以完全彼此无涉的个人偏好的集合实现完美的“公意”。而这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政治哲学假设——个体自由的汇总就是最大的善——在付诸现实实践将产生种种问题。巴格瓦蒂仍然是市场的信徒。但森一直以来的工作便是调和巨大的复杂性——是把政府、市场、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调和在一个数学推论已经证明是并不可能真正完美的体系之下，从而寻找“阿罗不可能”中“仍然可能”的部分。两人的哲学道路迥然相异。
也许可以说，森所崇尚的经济学，也深深根植于他的“家园”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启蒙，是一种“孟加拉现代主义”经济学，或者干脆可以说是属于泰戈尔的经济学。他试图追求的是最大的包容性，兼顾现实与理想，不那么保守，也不那么激进，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在《世界上的家园》中，森不断强调这种理想是可能的——比如在1960年代的三一学院里，保守的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维持了极为礼貌和宽容的同事与朋友关系。以至于森表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要比后者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更容易成为朋友”。
但也正是这样对包容性的推崇，和他那个已经逝去的孟加拉家园，让阿马蒂亚·森在近年来愈发难以取悦日渐极化的民众。在印度，他被视为旧时代的遗老，同时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经济改革倡导者厌恶。而他又不是一个擅长在理论和观点上以激烈精彩夺人眼球的人，在媒体上的曝光也日益减少。阿马蒂亚·森的确有极为亲近印度主流政治的一面。在回忆录中，他对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分拆”印度的批评和对族群冲突的不断抨击，都带有1960年代种种印度官方宣传的味道。在独立后的印度，孟加拉知识分子的位置也日益下降，对阿马蒂亚·森来说，《世界上的家园》又何尝不是对逝去了的世界和逝去了的家园的某种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