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同时，许多作家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形成了“改革文学”的创作风潮。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平凡的世界》是销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长篇小说。直到今天，《平凡的世界》不只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被分析，也常常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现象而被深入探讨，其展现的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深深地镌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作家路遥在写下这个开头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岁月里，《平凡的世界》温暖了一代代人，伴随着无数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精神成长。读者为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奋斗和命运而感动，也被书中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温暖的情怀所吸引，从而使得这部长达百余万字的长河般的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
“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平凡的世界》当初的出版之路非常曲折。当路遥完成小说第一部时，他自己的期待很高，在这之前，中篇小说《人生》的发表引起轰动，使他成为享誉全国的作家，好多文学刊物向他约稿。再三琢磨之后，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给了《当代》杂志，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代》的影响很大，二是《当代》一直秉承现实主义倾向。但是，编辑周昌义在看了小说之后，“感觉就是慢……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在同一篇文章中，周昌义也坦言，20年后重读《平凡的世界》，“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并以此为理由决定退稿，这让路遥感到非常意外。之后，其他杂志也纷纷退稿。最终，在机缘巧合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发表在广州《花城》杂志上。
作品发表之后，陕西作家协会和《花城》杂志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但是会议对小说的评价总体不高，路遥颇受打击。即便如此，路遥仍然开始了第二部的写作。因为生活没有规律，路遥极大地透支自己的身体，身患重病，但他没有停下，依靠顽强的意志坚持写作，“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尽管第一部的写法遭受诸多批评，在第二部的写作中，路遥仍然坚持按照现实主义手法去写，这是非常勇敢的决定。当时文坛流行的文艺思潮多是现代派、先锋派，现实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第二部完成之后，路遥也找了一些杂志投稿，但没有刊物愿意发表。路遥没有停下创作步伐，接着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日子，独居在陕西榆林宾馆，埋头写第三部。1988年5月，《平凡的世界》三部曲最终完成，前后历时六年。几经曲折，第三部在当时影响不大的山西《黄河》杂志上发表，评论家依然不看好。
正在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叶咏梅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她四处游说，力争让《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88年3月27日至8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播出《平凡的世界》，演播者是著名演播艺术家李野默。一经播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征服了听众，电台每天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此后，《平凡的世界》又两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听众累计超过3亿人，这为日后《平凡的世界》的传播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88年和1989年又相继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获奖感言中，路遥深情地发表了自己对文学、对生活的看法：“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乡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去北京领奖。
1992年11月17日，饱受病痛折磨的路遥去世。为了写作《平凡的世界》，路遥长年劳累，得了肝病后，他仍然每天坚持十几个小时超负荷工作，最后，他的手指几乎难以伸开，痉挛到得用热水袋热敷才能继续写。写到第二部时，医生论断他已到肝病晚期，劝他休息一年再工作，路遥没有告诉外界自己的病情，仍然坚持写作。在他的信念里，无论如何，也要赶在生命消逝之前完成小说，也因此，贾平凹在纪念路遥的文章中写道：“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垂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的影响没有减弱，相反，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2019年，《平凡的世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由此，《平凡的世界》不仅是畅销书，还成为长销书，从而进入经典文学的序列。
在准备创作的过程中，路遥研读了古今中外大量长篇小说，同时也研读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等书籍。另外，还找了一些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专门著作，大量搜罗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另一方面，为了充分理解1975年至1985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路遥又找来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地方报纸一页页翻阅。在这样充分的准备下，《平凡的世界》以一种近乎严谨的科学态度构造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分析和叙事非常真实、可靠。在展开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命运轨迹时，不管是农村生活，还是城市生活，作者的描述都极为细腻、清晰，每一个细节都扎实、牢固，经得住读者审视，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物的塑造最终站住了脚。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这样写道：“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是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也正因此，《平凡的世界》还是一部史诗般的社会史、政治史和乡村社会风俗变迁史，有很强的知识性。读者不单单是在阅读故事和命运，也回到20世纪80年代，能够了解那一时期人们所使用的器具、物件，能观察到他们的穿衣习惯、说话方式、劳作场景，等等，甚至连具体的工作方式，譬如煤矿挖煤、下地干活，作者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读者仿佛就在那一实在的场景之中，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干活，一起经历各种事件。这样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书写让读者有一种“沉浸式”体验，极容易产生共鸣，进而对人物和时代有真正的理解。
在当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风靡的背景下，路遥选择经典现实主义方法来进行创作是非常有勇气的，这与他的创作宗旨和价值观念有直接关联。他认为：“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在路遥的观念里，《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讴歌普通劳动者和普通生活者的文学作品，孙少安、孙少平和他们周边的朋友亲人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人物，他们面临着各种困难，但并没有被困难和苦难所压倒，而是把它们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路遥要书写的正是普通人在艰难生存境遇下的坚强意志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是《平凡的世界》总体的价值倾向和审美取向。毫无疑问，现实主义的写法最能够呈现这样的文学观念。
杨庆祥认为，路遥的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就像是为《平凡的世界》写的一份申辩书。“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很明显，路遥的这些话是在辩解自己为什么要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写，也再次申明自己的写作宗旨。
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曾长期存在着分歧，一方面它获得了读者长期而广泛的认可，另一方面，它的艺术价值又长期不为研究者看好。这与路遥和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疏离有很大关系，也与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诉求不同有关。有专业读者认为《平凡的世界》“仿佛一盘樱桃，一半是成熟的一半是青涩的”，认为其语言艺术、故事情节等都不够圆熟，而这些问题在普通读者那里恰恰不以为意，并且，这样一种平易的语言和平铺直叙的方式反而消除了阅读障碍。
路遥的读者群非常广泛，多是普通的青年学生、社会各阶层的普通劳动者和为改变命运不断奋斗的人，有的后来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有的后来成为知名作家。
“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多么贫寒，只要一颗火热的心在，只要能热爱生活，上帝对他就是平等的。只有做一名劳动者，不把不幸当作负担，才能去做生活的主人，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体验，毕竟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这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句话，也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思想。路遥所歌颂的、所书写的是人的内在精神品质，是人之为人的最本质存在。不管你处于哪一时代，何种阶层，怎样的生活处境，最终决定你生命价值的不是你的财富或成功，而是你是否用“真诚的心去体验”过，是否“热爱生活”，这样，最终才能是生活的主人。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体会到平等、尊严、热爱，体会到生命的价值所在，这超越了路遥所书写的时代，甚至超越国界，适用于整个人类生活。仅在此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已经具备了超越性的力量，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经典文学的一部分。
路遥极为重视人物的道德形象，孙少安、孙少平感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的苦难命运，也在于对自我人格的坚持和完善，田福军对仕途的追求也不单单是为了权力，同时有很浓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就在于那些合乎传统伦理标准的人格因素，它不仅很容易激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也蕴藏催人奋进的励志功能。
一位读者说：“我心中的孙少平，是个‘讲究’人，在平凡的人生境遇中，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仍一丝不苟。”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是“圆形人物”，孙少平和之前很多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有清晰的个人目标。他可能不像梁生宝那样把自己完全奉献于集体，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被充分地、有深度地书写。“个人性”并不影响理想的高度和纯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重合关系。一个纯粹的个人恰恰能够代表一个集体和时代内部最强大的力量，它反而可以促进民族的健康发展，也更能培育健全的人性。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路遥获得了“改革先锋”荣誉称号。今天看来，《平凡的世界》长销的原因之一是作者对改革开放之于中国现实的影响有非常准确且深刻的把握。路遥在给评论家阎纲的信中写道：“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城乡交叉地带”和“城乡冲突”——可以说，路遥敏锐地抓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核心矛盾，以及在这一矛盾中中国普通人的命运。恰如学者解志熙所言：“《平凡的世界》可以作为改革开放的文学纪事来读。”同时，它对生命、人性的理解又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这些都会使《平凡的世界》作为文学经典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