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别裁】梦也无声：《七哀诗》之五――乐府诗的文人化【终篇】
在文学初起的《诗经》时代，人们没有太多的闲情，歌是用来劳作时助力，闲暇时咏唱抒怀的，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虽然风格各异，但文坛上――如果有这么一个文坛的话――并不存在思想立场的分歧。
随着物质文化的进步，尤其是社会上产生了专门的文人阶层，他们不用劳作，因而有更多的闲情来推敲文字，文学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奢侈品，很多文人屈身于俳优地位，专门侍奉王室贵族，文学也倾向于华丽铺张，风格渐渐软糜，卖弄粉饰，使得文字更加艰深，脱离社会生活，使得内容空洞繁杂，感情游离不实，使得文学渐次背离了表情达意的本尊。现实主义的传统只在民歌中传承，但民歌的角色和社会地位尚不足以争衡文坛。
一些有识见有抱负有才华有勇气的正直文人，开始反其道而行，努力恢复文学独立于势力和娱乐之外的尊严感，回到国风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这样，在汉末建安时期，比较明显地产生了两种文学思想文学实践的分歧。
以曹操为首的建安诗人在汉末离乱中重新举起乐府民歌的大旗，用“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很强的"风骨”，直接针对空洞富丽的“上流文学”，把焦点聚光在社会生活中，把民间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文学传统发扬光大，写离乱，写世情，写苦难，写抱负，为生民立命，为天下立心，把一有机会就忍不住向富贵华丽雍容闲散“投怀送抱”的帮闲倾向拉回到《诗经~国风》留下的优良传统中。
乐府叙事诗的文人化过程，表现最突出的是王粲的《七哀诗》，《七哀诗》的主体与乐府民歌叙事诗同出一辙，此前的乐府叙事诗，像《十五从军征》、《妇病行》等，以场景、对话、动作、表情为主要元素，构建一个框架，白描一个完整的情节或者故事，他的目的是讲述一个故事，仅此而已。
而所谓的文人化倾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语言文字更加洗炼有高度的概括性，这种概括性本身多少伤害了故事情节的生动性直观性，比如王粲写母亲“抱子弃草间”，五字之间表现了几个动作，而《妇病行》开头，“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则显得繁复而具体，因之故事性也更强。
另一个方面，文人化倾向还体现在主观投射上，这是比之练字造语更主要的特征。
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用精准简练的文字，除了描述动作语言，还带着明确的诗人自己的主观感受，就母亲的动作本身来说，不存在“弃”的问题，客观地说，王粲所见只是“抱子放草间”的动作，但他不说“放”而直言“弃”，就已经离开了故事的本色而戴上了“有色眼镜”，“弃”是王粲从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把结论和情节放在一起说，就不再是客观单纯的故事，而成了诗人“讲给读者的故事”。
“不知泪下一何翩翩”也是抒发感受，但这感受的传达是靠了动作本身造成的联想实现的，“翩翩”只是带着感情色彩的词，而不带着理性的评断。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妇病行》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并不出现，读者对故事的感受，完全从故事的叙述中自己梳理出来，可以是同情、不忍或者其他，作者没有强加于读者的定向感受。
而《七哀诗》写那个“抱子弃草间”的故事，主旨是写诗人看到这个情节之后，思想立场和感受都起了明显的变化，出发点在诗人本身，主线是记录诗人的行程、经历和感受，故事只是它的副产品，诗人强调的是他对这个故事的感受，故事本体是附着于诗人的感受之上的，读者只能围绕着王粲“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的感受，或共鸣或反对。
后来的《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描绘，《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发挥，除了句式整饬精炼外，更主要是这一类带入的主观倾向，偏离了乐府民歌的基本风格形式，而有了文人诗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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