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展翅九千里，它看不见地下的蝼蚁了。”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蝼蚁。
如果说有一个人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蝼蚁的苦难与泪水，那个人一定是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即防远客虽多事，使插疏篱却甚真。
大历二年（767年），也是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
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常来打枣，杜甫从来都不干涉。
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了一位姓吴的亲戚，自己则搬到别处居住。
然而，这位姓吴的一搬到草堂，就在草堂四围插上了篱笆，禁止别人打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甫写下了这首《又呈吴郎》，为妇人说情。
而这首诗，也被后世评为杜甫平生“最烂”的一首律诗。
《读杜心解》中写道：“若只观字句，如嚼蜡耳。”
清代文人邵长衡说它：“此诗说有佳者，吾所不解。”
然而，就是这样一首被后世“群嘲”的诗歌，却彻彻底底地展现了杜甫的稀缺与伟大，让读懂的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西邻那独居的妇人，从前来我家堂前打枣的时候，我从来都不阻拦。
只因我知道，那妇人家中境况很不好，她没有食物过活，也没有子女倚靠。
如果不是因为贫穷困苦、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
每一次打枣时，她的心中必定都是怀着恐惧、不安与愧疚。
正因如此，我们才不但不应该干涉，还要多多表示亲善，让她得以安心地去打枣呀。
那寡妇见到你在房屋前后插起了篱笆，以为你是不让她打枣了，虽然有些多心；但吴郎你呀，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上篱笆，却也好像真的是要禁止她打枣呢。
那妇人告诉我，因为官府征租逼税，她的家中已是一贫如洗。
想到那兵荒马乱的时局，她忍不住涕泪满巾。
整首诗的主题并不宏大，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它小得可怜，小得不值一提。
不就是一个寡妇打不上枣吗？
不就是一些随处可见的眼泪与苦难吗？
那是安史之乱后的时代，一个曾经万国来朝、光华璀璨的大唐，正无可奈何地走向黯淡。
你去看一看，遍地的战火烽烟，处处的饿死枯骨，藩镇割据，官吏剥削。
在时代的宏大叙事面前，一个寡妇打不打得上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值得你杜甫特地去写一首诗？
到底是格局小了！
可是，可是，真的不要紧吗？真的是格局小了吗？
蝼蚁固然渺小，可你以为那大鹏生活的自然，是由谁组成的？
不正是由这一个又一个所谓渺小的蝼蚁所建构。
他们是理所应当被忽略、被轻视、被践踏的吗？
写到这里，想起曾看过的一个小故事：
一场暴雨过后，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卷上岸来的小鱼。被困的小鱼，也许有百条，有千条，有万条。
用不了多久，洼里的水就会被太阳蒸干，所有的小鱼都会死。
男人望着前面的小男孩，他正费力地拾起一条又一条小鱼，用力地把它们扔回大海。
男人说：“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男人问：“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
“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许多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语文课本里的这个小故事。
此时此刻，这个小男孩，让我想起了杜甫。
想起了他那些满怀悲悯的、无望的、愤懑的一首又一首诗歌。
从“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到“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他写垂垂老矣却不得不暮年从军的老翁；
他写邺城败后还乡却无家可归、重又被征的士兵；
他写无儿无食、不得已打枣聊赖过活的寡妇；
“再小的村落，再穷的家庭，再苦的场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静静观看，细细倾听，长长叹息，默默流泪。
他无钱无力，很难给予具体帮助，能给的帮助就是这些眼泪和随之而来的笔墨。”
小男孩拯救不了所有的小鱼，杜甫的诗歌也挽救不了一个时代的倾塌，挽救不了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万万千人。
可它们因此就没有意义了吗？可它们因此就不珍贵了吗？
“一种被关注的苦难就不再是最彻底的苦难，一种被描写的苦难就不再是无望的泥潭。”
便在这一首首小诗里，流露出的丝丝缕缕的善意，慢慢汇聚，长长积累，终成大善大美。
罗翔说，爱不是爱抽象的概念，是爱具体的人。
那个写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卢梭，据说一想到人类的苦难就会伤心落泪，但他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都送往了孤儿院。
而那个大半生都穷困潦倒、仰人鼻息的杜甫，则将爱一视同仁地投给了老翁、投给了士兵、投给了寡妇、投给了孩童，投给了母亲，投给了一切苦难的人、流泪的人、落魄的人、泥潭挣扎的人、无处诉苦的人......
我永远爱杜甫，我永远尊崇这世间唯一不能从众之事——
是善，是良知，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