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诗人，一代有一代之诗歌新风。当下青年诗人的生存与创作有着怎样的总体面貌？他们如何处理内在的诗人标识与外在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对于同代人创作、诗歌继承与创新等相关问题，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看法？近日，太白文艺出版社将马泽平、杨碧薇、麦豆、李壮、熊曼、康雪、林珊7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以“灼华诗丛”为名结集成册。7位诗人生活环境迥异，诗作风貌不一，或平实日常，或活泼诙谐，或偏重哲思，或大胆先锋，多角度地展示了青年诗人对生活和诗歌写作的认知和实践，显现出多样化的精神气质。本期“新力量”特邀请7位诗人，围绕有关诗歌问题进行“同题共答”，希望从中窥见当代青年写作者与众不同的鲜活面孔。
你觉得诗人这个身份是特殊的吗？父母是否知道你的诗人身份，他们对此支持吗？你和你身边的青年诗人们，过得都还好吗？
■马泽平：《菜根谭》里有一句话：“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淡也好，常也罢，都指向日常性。我在外面当诗人，我爸妈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但他们还是不理解诗人是干什么的。父母都是农民，没多少文化，不关心也不会读我的作品。至于过得到底好不好，个人以为，得看心态吧，也得看对诗和生活的理解和定位，如果这种理解或者定位出现了偏差，比如错以为诗歌就是生命的全部，甚至为投身诗歌而背离生活，那肯定是毫无快乐可言的。
■杨碧薇：我觉得诗人与其他人的区别，主要还是在内心，内在的东西会持续地显现在人的精神气质上，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诗人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我爸妈读我的诗，也读别人的诗。父母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你要问我现在过得好不好，应该说不算差。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只关心我的写作，关心我以后能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尤其是诗。
■麦豆：我的生活与大多数上班族一样，基本上在家与单位两点之间来回。家人都知道我写诗，有人支持和阅读我，但没人反对我。生活中，我很不习惯别人称呼我为诗人。我对诗人的理解是，诗人只是一些喜欢思考、喜欢用文字表达自我内心的人。诗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对外界事物比较敏感而已。这两年，除去工作时间，我基本都在阅读、思考与写作。
■熊曼：特殊也不特殊。特殊是因为，写作使我看待事物的角度还算多元和包容。同时我不是一个特别呆板无趣的人，诗人心里必须住着适量的天真、自然和爱，才能进行创作。不特殊是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80后”差不多。我的父母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我写诗这件事，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但会偷偷读我的诗。看到我的作品发表和出版了，也会替我高兴，在朋友圈转发，也是一种默默支持。
■康雪：爸妈知道我写诗，会转发我的诗歌链接。他们会为我发表或者得奖特别自豪，但我知道他们很少看我的诗歌。这还挺如我所愿，我确实不希望他们读诗，父母容易担忧孩子，过度解读诗歌就不好了。特别优秀的青年诗人，可能都过得很好，或者反之生活艰难。而我是比较中庸的类型，过得不好不坏吧。
■林珊：在人群中，我永远希望自己是普通的那一个。我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工作、生活、阅读、写作。我父母很迟才知道我写诗，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看到过我的任何一本诗集。我觉得写诗是相对隐秘的事情。
■李壮：诗人当然特殊，因为每个职业、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是特殊的。诗人要做的，是把自己以及别人的“特殊”写出来，而不是作为姿态表演出来。以我的经验，刻意把诗人身份或诗人形象写在脸上的人，大多比较可疑。真正有底气的“特殊”往往是秘不示人的。至于日常生活，我的职业跟文学直接相关，但其实生活形态跟别人区别不大，也是上班干活下班玩耍。我的父母亲戚知道我写诗，也都特别支持，他们会读我的诗，也会读我写的文学评论。我过得还算不错，我身边写诗的小伙伴大都过得还算不错，毕竟我身边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脱产全职写诗”。在我看来，“诗人”是“生命身份”，而过日子靠的是“生存身份”，二者互不排斥、往往还相互助益。处理好“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灼华诗丛”包括7本个人诗集，这本诗集对你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最终收入诗集里的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马泽平：《上湾笔记》是我的第二本诗集，与第一本诗集相比，《上湾笔记》相对来说显得更成熟一些，它应该算得上是我写作转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上湾笔记》里所收录的诗歌，多是我近几年旅居北京时所写，它体现的是另一种视角：跳出故乡来审视故乡。结集成册时，选择哪些诗作也并没有花费多少工夫，我是以回头读的方法做取舍的，重读时如果觉得脸红，那么这首诗收录进诗集的意义不大。
■杨碧薇：201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那时我快奔三了。书出版时，我知道自己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肯定，但其实没什么兴奋感，一是因为我能客观地看待写作这件事，只要坚持，出书就会是水到渠成的；二是我更多地关注到自身写作中的问题，并找到了调适的方法。一本诗集的出版，对诗人来说首先意味着肯定，其次它也可能是一面镜子，能让人检阅自己的写作，发现问题并试着解决。这本集子里的诗歌大多是2016年后写的。我选的时候大致划分了三类，言志、抒情与游历，它们都是汉语诗歌的基本类型。当然这些诗彼此之间存在交叉，不能机械地割裂开。
■麦豆：新诗集收录的诗歌与我前期作品比较，在写法与语言上均有新的尝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在此感谢霍俊明老师在丛书总序里对我的激励：“麦豆诗歌的形制自觉感越来越突出，这是一位诗人逐渐成熟的标志之一。”我认为一本诗集的出版，对作者而言意味着自我审视与反思，是一次自我蜕变的良机。收入这本诗集里的作品，是由我信任的读者选出来的，都是我2020年写的诗歌。挑选作品时有两个小的感慨，一是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诗，读者并不认可；二是刚写好时感觉不错的作品，再次阅读时感觉却很差。这两点都让我反思自己的诗歌写作。
■熊曼：《形而上的夜晚》是我的第二部诗集，是对前期写作的总结。整理诗稿时会有比较和取舍，需要重新对创作进行审视和判断，主要是质量判断和价值判断。另外我发现，有些作品当时当地能写出来，现在写不出来了。另一些作品，放在现在我可能会换一种切入点和表达方式，这是有意思的地方。
■康雪：《捕露者》是我个人的第二本诗集，相比3年前出版的《回到一朵苹果花上》，它有了更多被生活“碾压”的痕迹。说实话，我很忐忑，虽然把作品集结，给自己这几年的创作回顾和梳理提供了更好的审视机会，但正因为如此，我的诗歌创作所存在的问题也全部都暴露出来了，这让我心里发虚。我打心底认为，作为一名还没有成熟的诗人，还是少出诗集好。但是，青年诗人又确实需要一些机会，去改善我们的创作甚至生活困境。总之，慎重吧，一本诗集的出版，对还没有成气候的诗人来说是把不怎么平衡的双刃剑。我选的差不多都是最近三年的作品。因为不想和第一本诗集重复，而这三年写的诗歌又不多，所以几乎没什么精选的空间。经验总结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底气，才考虑出诗集。
■林珊：这本诗集里收入的140多首诗，是2019年至2021年期间的作品。这本诗集是我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之前两本都是以单独的形式出版。列入丛书出版，对我而言还是第一次。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孤独的旅人，行至途中，忽然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由此生发的喜悦之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李壮：这是我个人的第二本诗集。第一本诗集《午夜站台》是“截句诗丛”中的一本，收录的都是四行以内的超短诗（“截句”），具有“定向创作实践”色彩。因此这本《李壮坐在桥塔上》，实际相当于是我第一本“综合性”或“传统意义”的个人诗集。这意味着，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展示我行至今日（准确来说，是“行至2020年末”）的诗歌创作历程。相应地，我这本诗集里的作品时间跨度挺大，跨了10年。选入的诗作都是我自己挑的，当时也犹豫过，要不要收入那些学生时代的“少作”？老实说，大多数“少作”我今天回看都并不满意，但最后还是收了一些进来。事实上，如果一首首细看，这本诗集里的作品在风格和水准上，确实是有参差的，有些作品显然很青涩，甚至带有“学徒气息”。但我觉得“痕迹”是可贵的，况且年少时的作品里常会保存某种“天真”，这些放在自己的第一本“常规诗集”里面是合适的。
诗歌最好“冷而不冻、热在点上”
诗歌的公共传播话题近年很热。一方面，诗歌乃至整个纯文学在当下公共文化生活中所占的份额不大，另一方面，诗歌出版和活动近几年比较繁荣，诗歌领域有时还会出现“话题热点”。在你看来，当下诗歌究竟是“冷”一些更好还是“热”一些更好？
■马泽平：过“冷”和过“热”都不是好现象，都趋向于一种病态的氛围。如果非得从中选一个，那么我选“冷”吧，好的诗歌创作环境，应该是静下来的，有人潜心写作，有人潜心阅读，在写作和阅读之间还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和交流。
■杨碧薇：从诗歌内部来看是“热”的，而且一直都“热”。诗人们的交游方式还是不同于小说家。但从外部环境看，在大众生活中，诗歌其实非常“冷”。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只要诗歌内部“热”着，这个文体就会持续发展。至于更大范围的“热”，可遇而不可求。没有“热”的契机时，就顺其自然。诗歌如此，其他事物也如此，没必要拧巴，重要的是写好，做好。
■麦豆：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在任何时空中，我认为都处于且应该处于边缘位置。但我并不认为诗歌会太“冷”，这个“边缘”很可能是艺术上最“靠前”的地方。近几年的“诗歌热点”，人们关注的并非语言本身，而是与诗歌无关的人与事。我相信，总有那么一些诗人在研究真正的诗歌语言，这些人不为名利，只为纯粹的兴趣。诗歌写作，冷暖自知，无谓好坏。
■熊曼：诗歌永远在那里，它永远是“文学殿堂里璀璨的明珠”。无论发生怎样的事件或新闻，无论外界怎样看待诗歌。诗歌本身并不复杂，它是个体心灵的舞蹈。复杂的是人，是围绕诗歌产生的各种欲念。
■康雪：当下诗歌是典型的“外冷内热”。个人觉得，当代诗人们所创造的诗歌环境可以冷一点，去掉一些表面纷繁对诗歌本身肯定是好的。而在外界方面，当然希望再热一些，诗歌值得被更多人关注和感受。
■林珊：诗歌写作对于个人来说，是孤独的、安静的。但对于一个时代，“冷”和“热”，各有利弊。
■李壮：冷热都是相对的。今天文学和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格局中的位置，的确没当年那么“中心”了。这是必然的，说明社会有进步、文化生产力有提升，大家可以看电影、刷剧、玩抖音、打游戏……不是鸡蛋不如以前好了，而是放鸡蛋的篮子变多了。况且，热闹的地方泡沫多，有时冷却一下更纯粹，可以排除许多没有必要的杂音干扰。这种意义上的“冷”是无害的、良性的，是“保鲜”。至于“热”，炒作诗歌八卦甚至诗歌舆情的那种“热”，往往与诗歌本身关系不大，弄不好还属于“瘟热”；良性的“热”，是逛诗歌书店的人多一点、听诗歌讲座（或参加诗歌公益活动）的人多一点、读诗写诗懂诗尊重诗的人多一点。一言蔽之：理想状态，是“冷而不冻、热在点上”。
你们共同的身份是“青年诗人”。你们算是“同代人”吗？放眼广义的“同代人写作”，你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满意吗？
■马泽平：如果以时间跨度为轴评判，我们是一代人，但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都不太像一代人。我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比较满意，我们中已经涌现出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诗人，当然，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出某种成熟的气象。
■杨碧薇：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当然是同代人。我除了写诗，写散文，还做诗歌的研究与批评，所以一直在阅读同代人的作品。对于当下的青年诗歌创作，我更多是欣赏的态度。在一个想象的整体中，我看到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耕耘，这里面既有成熟稳定，又有勃勃生机。总的来说，我从同代人的写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麦豆：在我的认识里，诗人没有时空限制。所有诗人写的是同一个存在的世界，是那个永恒的世界。但人毕竟生活在“时间”中。偶尔看到一些国外的青年诗人的诗，感觉文本差异很大。这一点常常让我反思诗歌写作，作为普遍性的诗歌文本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与时空的关系又是什么？
■熊曼：一个事实是，“80后”也已经奔四或即将奔四，青年诗人其实并不年轻。在我的印象中，青年诗歌创作体量不大。一方面是因为青年人忙于工作和生活，留给创作的时间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发展到现在，虽然写分行文字的人不少，但能称得上诗人的并不多，且诗歌受到的误解和关注一样多。青年诗歌需要外界的发掘和鼓励。
■康雪：我是“90初”，但我很少去想哪些朋友是哪个年代的。我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没什么不满意的。网络年代，起点都很高，但要说写得有多好，也不能轻易评判。对青年诗人、青年诗歌只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时间会逐一呈现。
■林珊：总的来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存在个体差异，这可能跟生长的时代背景、大环境有关。
■李壮：当然算同代人。时代的经验结构可以十年一变甚至五年一变，但价值结构和精神结构要稳固得多。我觉得上至“70后”下至“90后”都算是“同代人”：城市化进程、全球化趋势、市场经济大潮……那个野蛮生长而充满活力的时代，会塑造出相近的价值结构和精神结构底色；我们思考的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会比较接近。再年轻的代际就不太好说了。至于“同代人写作”，我个人是在总体满意之中，藏有小而尖锐的不满意。满意的点，是起点高、起步猛；不满意的点，一是有“同质化风险”、二是在“持久性”上存疑——我的许多同龄人似乎缺少“一件傻事干到底”的倔劲儿，我很怕他们会“写着写着不见了”。
在你眼中，当下“诗歌新力量”最重要的代际艺术特征是什么？你目前最希望在同行作品中看到、或最希望自己能够企及的，是什么样的诗歌特质？
■马泽平：多元化。题材、手法、思潮等等，在我视野可及的范围内，都呈现出多元气象。我最想写出的是那种从容、中和、淡而深微的作品。这样说可能比较模糊，换个说法，我希望写出胡弦老师的《空楼梯》那样的诗作。
■杨碧薇：我想了好几个词。比如传承性，我认为在整个新诗序列中，“诗歌新力量”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断裂。但是，传承性还不够准确，因为这个概念有某种普遍性。所以还是以“修辞性”来标识吧。与前辈相比，新一代诗人普遍更重视修辞与技法。我们的前辈当然也玩修辞，但是不多，而新一代的诗人里，玩修辞的就多得多了。
■麦豆：世界观的不同。新生代的诗人，他们的眼光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都要宽阔，便利的信息网络、全球一体化的生活实践，这些都为他们的创作深度与广度准备了各种可能。具体到自己的诗歌写作，我希望能够在尊重差异性与现实性的基础上，写出一种具有普遍性与同一性的文本。
■熊曼：用新鲜、节制而又容易进入的语言，书写反映现实之作的诗歌，是我喜欢的。
■康雪：不止当下，不止诗歌，我觉得从古至今，任何文学任何艺术的本质应该都是“真善美”。虽然这三个字说出来很概念化，但用在创作上，是万能的。
■林珊：我最希望看到的诗歌，是真诚的，打动人心的。
■李壮：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句话，其实也是一个动作：“手持技术的双刃剑”。我觉得这一代年轻诗人身上明显的亮点，在于技术成熟（我们毕竟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不要“技术过于成熟”或“只剩下技术”。靠“技术好”，能成为“80分的艺术家”；但想成为“90分”甚至“99分”的艺术家，靠的是伟大的内心。这点对诗歌小说或其他一切门类都适用。这其实也已回答了后面的问题：我理想中的诗歌，就是拥有一颗伟大的心、并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表达它。
今年某地高考语文卷，作文可以选择诗歌文体。你对此有怎样的看法？如何看待当下的诗歌教育和社会面诗歌土壤？
■马泽平：这个我好像有发言权，又好像没有发言权。说有发言权，是因为我中考那年的作文是以“朋友”为题，可选诗歌题材，我当时就写的诗歌。说没发言权，是因为我基本上写不好命题作文的，我更喜欢天马行空。
■杨碧薇：从长远来看，诗歌体裁被高考作文接纳，是文学观念的进步。但在短时间内，我担心阅卷老师不一定都具备合格的新诗鉴读能力，而他们对新诗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因此，新诗的普及是很必要的。我以前不屑于谈新诗的基础知识，但今年我开始做这项工作了，已经讲了十节网课。
■麦豆：高考可以写新诗，我认为是一个新的尝试，任何一件新事物都值得探索。关键在于我们的诗歌教育和社会面土壤如何引导和培育。我认为诗歌教育，不仅事关高考，更关乎审美与人生。我国有悠久的诗歌传统，诗教历来就是启蒙和美学教育的一部分。
■熊曼：从小到大，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这对我走上写作道路算是鼓励和促进吧。我认为，当下诗歌的教育和普及依然比较滞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康雪：接受诗歌文体是好事，但是希望高考的孩子们不要轻易在考卷上写诗。因为当下的诗歌教育和社会面诗歌土壤还是比较贫瘠的，大家对诗歌的认知和鉴赏水平可能是以课本上的诗歌为准的，可能会比较片面甚至滞后。
■李壮：我当年多数时候作文高分（全年级范文那种），但也不时翻车跑题。这几乎是一种预兆：多年以后，作文高分的我发展出了如今的“评论家”身份，作文跑题的我发展出了如今的“诗人”身份。我有丝分裂了。我认为，高考作文接受诗歌是好事，但我会对选择写诗交卷的人比较担心。一是担心写作者水平，二是担心阅卷者水平。这就涉及到诗歌教育问题：我认为当下中小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诗歌教育——甚至审美教育都相当不够。因此我特别愿意去高中做诗歌讲座。事实上这种讲座我去不同学校讲了好多次，每次都很愉快。文学公益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它有苍茫的一面：春分之后的黄沙总会漫过南坡坟地。
也有悲悯的一面
接纳富贵，也不拒绝贫穷，它使乌鸦和喜鹊
我又一次面向它，交付我的卑怯
麻雀还在觅食，窑洞还在塌陷，枣枝一截截折去。
我在嘶鸣的西北风里写下结尾：
它是造物赐给宿命主义者的精神胎记
它前面几树繁花自顾潋滟
那院中有隐约风铃声向我拨来
它携手白鸽之缓步、风中之尘埃
当这一切的善意临到围栏外
被藤蔓绑缚的人
但它活着并站在那里
保持着事物的初心和单调性
今夜群星给我的光芒
但不幸的是
我已经不需要再依靠美好事物
我看见我的祖母
她终于认出了我
我接下这自然的手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