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十六岁的我带着父老的期望，怀一腔青春的热血，来到黄河岸边一个铁路小站当搬道工。别看年龄小，可工作很要好，除干好本职工作外，打水、扫地、节假日值班，样样走在前，很快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许。我的眼前一片光明，铁路旁那褐色的枯树、扑面的沙尘、逼人的寒气，都被奔涌的激情幻化成灵动的饰物，艰苦、辛劳，我是一点也感觉不到，心头只有事业。但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令我十分伤心的事。
有一夜，我给别人替班，与徐哥一起很认真地熬了个通宵，天明交班时已困得挣不开眼。正想去睡觉，忽听老站长嚷道：“不要走，马上开会，全站人都来！”
这位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直爽而又粗鲁的老站长咬牙切齿地吼道：“我看非狠狠整治不可，你们知道昨晚出了什么事？”众人面面相觑。
站长接着说：“有人给总机上值班的女同志打电话，耍流氓，这不，被人告来了！”
我当时一楞，徐哥看了看我说：“不要紧，心里没病死不了人，反正不是咱俩干的！”
站长说：“别以为做事多高明，谁干的事还不好查嘛，昨天晚上能有几个值班的！”
听了这话，我像被一桶冰水浇透全身。不是明摆着吗，值班的只有我和徐哥！站长没点名，但谁都清楚说的是谁！我和徐哥想辩解，站长根本不让。我气恨之极，站长以后说的什么全然没听进去。
散会后，我和徐哥百思不得其解。我俩一夜之间形影不离，可以互相证明，这事绝不是我们干的。但也没见任何人到值班室来打电话！是站长陷害？受人尊敬的老站长绝不会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事找不着头，我和徐哥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我太委屈了，平生第一次呜呜地哭起来。平时了解我的好心人劝我，无用，我气得一天不吃不喝。
那次会后，站长倒没再提及这事，他大概也考虑这种上不得席面的事不像我和徐哥这样的老实人所为，但又排除不了，也就不罚不赦，暂且存疑了。我和徐哥却心里总象有块疙瘩，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是真有那给人家女工友说下流话的，非千刀万剐不可！
岁月流逝，一恍过去几十年。有一次，我与久别重逢的徐哥叙旧，徐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咱们那次挨训，我知道是谁干的事了，原来是某某，他在酒桌上自己说出来的：当时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电话，女话务员误以为是咱们站上打的！”其实，某某也并非有意欺辱女接线员，处于青春期的他，只是对那位女话务员有好感，又怕别人知道，所以借夜深人静之时给在总机室值班的女话务员打电话搭讪。没想到那位女话务员参加工作前在农村生活时间长，思想有点封建，对事比较敏感，也便心生厌烦与怯意，第二天一早便打电话向站长告状。那个时代，对男女之间的事，视为大忌，稍有不慎便被視为品德有失，所以才有站长气愤斥责之举。
世事复杂，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尽管每个人都希望顺风顺水，但有时还会遭到误解。尤其是端正老实、爱惜名声的人，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定会痛苦不已。不过，还是要想开点，相信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说起来，很欣赏苏代苏轼遇事达观、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相对于苏轼遭遇的挫折，我当年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作者：卢明，男，1960年生人，笔名黄河入海。郓城县委退休干部，郓城县作家协会主席，县诗词学会会长。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菏泽市诗词学会副会长，菏泽学院水浒文化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郓城县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在《光明日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多种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散文100余篇、小说20余篇、诗词诗歌1000余首，其中《菏泽赋》在《光明日报》发表。著有《正话水浒》《水浒印象》《好汉文化探究》《郓城文史考略》（三卷）文化书籍六部，主编《郓城文学作品选》《郓城文韵》《水浒别传》《水浒酒故事》作品集四部。在菏泽电视台主讲水浒文化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