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创了田园诗派，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是名门之后，一生却又经历五仕五隐……
东晋末年，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在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的水路上，一位41岁的中年男人站在一艘行舟的船头。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男人无心恋景，只是不断催促着舟子赶路归程。当远远看见家里的屋檐，这个中年男人竟像一个迷途而返的孩子，向家的方向欣喜奔跑……
陶潜的曾祖父是东晋开国元勋长沙郡公陶侃，其外公是东晋名仕文学家孟嘉，其父陶逸曾任安城太守，为人恬淡无为不重得失。
尽管祖代家境显赫，但陶八岁丧父，十二岁母逝，到了他这一代，家境破落，几乎无以为靠。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然而，曾经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终为躬耕自资、偃卧瘠馁的蹉跎。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彭泽令，十三年中，陶渊明几次出仕，几次归隐，皆因“口腹自役”。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商歌非我事，依依在耦耕”、“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对于陶潜来说，出仕只是为了更好的归隐。短褐粗布自情其乐，箪瓢屡空常得心安，尝从人事是与田园的暂别，终返隐庐才是自然的化迁。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
最终，在叔父的“关照”下，陶渊明不得已最后一次出仕，任彭泽令。
生计的苦困，祖族的荣冀，尽管这些如山之负压在他的身上，但是出仕为官、周旋奉承这样的事对于陶渊明来说还是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陶上任后不久，郡里派遣督邮下县巡察，下属提醒陶渊明应“束带见之”（着正装接待）， 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在仅为官八十余天后，陶渊明自免去职、解印归田，作《归去来兮辞》，开始了彻底归隐园田的生活，直至生命的结束。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如羁鸟入旧林，如池鱼归故渊。久在浪莽俗世的樊笼，如今得以重返自然面对自己。
回到故乡的陶渊明心情大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欣愉，一扫生计交困的堪苦和官场劳心的怅恨，接连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五首》等诸多惊艳世人的诗篇文句，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归隐意识和田园生活的创作高峰。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前半生官场浮沉、仕耕徘徊，到如今决绝归田、委心去留，往日之不谏，来者仍可追，“但使愿无违”的陶潜在园居与田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他告诉我们，桃花源不在邈兮迢兮的隐世，而在如山似海的心田。
“屋舍俨然、阡陌交通”是内心的平秩，“鸡犬相闻、往来种作”是安贫的从容，“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是儒道的勘则，“避秦时乱、不复出焉”是世隐的濯缨。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隐居乡野的陶潜留下了许多轶事趣典：
被征召为著作郎，不就。
州刺史王弘敬仰陶潜，亲自登门拜访，潜称疾不见。陶常对别人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
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
有客人上门来访，值其酿酒糟熟，陶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头巾又重新戴回。
陶的好友颜延之上任始安郡为太守，临行前，留两万钱给陶补贴家用，陶渊明悉遣送酒家，以便日后买酒。
陶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陶不懂音律，但收藏有一张素琴，琴弦都不完备，每有朋酒相会，陶抚琴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乐其乐兮，陶潜之乐，是耕读之乐。植杖而耘耔，琴书而消忧；
乐其乐兮，陶潜之乐，是酒酣之乐。挥兹而一觞，引酌而宴游；
乐其乐兮，陶潜之乐，是隐逸之乐。振策而行舟，寻壑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在放下一切回乡的孤舟上，陶渊明看着前路晨光点点、隐约依稀，他一定有过动摇和怀疑。
舍与得，进与退，出世与入仕，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
一切的结果似乎都是自然的结果，一切的取舍似乎都是命数的取舍。
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陶隐居的旧宅失火，暂时以船为家。
义熙七年，四十七岁的陶渊明又举家迁至浔阳南村（今江西九江城外）。
移居南村后，陶与邻人相处融洽，共度晨夕。忙时各纪衣食、勤力耕作，闲时随意往来、言笑无厌：
告别官场，又经家业变故，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晚年的陶渊明在思想境界上愈发成熟从容，有了更多的哲学思辨：
他认为人应当及时行乐，“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他认为人应当立德行善，“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世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惜生，行乐与行善之间应无所牵挂，遇事淡然，逍遥自在方是人生至道。
陶渊明是一个逍遥客，更是一个儒生。从官场失意，到归隐田园，从“猛志逸四海”，到“零落同草莽”，他的一生都在以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腔热忱赋诗寄托自己对时政的诤言。
面对阴昧晦黯的朝局，“欲为为而不能为”，无力的陶潜像一只离群的飞鸟，栖栖遑遑、疑惧不安地在天空徘徊索居，它的啼声越来越伤感悲凉，那凄厉的叫声中是他清深高远的济世理想。
所幸，陶渊明在田园中找到了灵魂的栖止之地。“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他的世外梦乡桃花源，他的大同治世的殷殷热望，历经千年，仍然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文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