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路 | 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

# 本文系2018年第2期

“反思传播学”专辑系列文章 #

作者

韦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过去的40年，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传播学迅猛发展的40年。虽然传播学自五四时期引入中国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舶来学科，传播学在中国的兴起还是从1978年开始的（李彬，刘海龙，2016；王怡红，2009）。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王怡红，2007），基本概括了40年来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自从2008年纪念中国传播学30周年开始，中国传播学发展进入“第三次突进”（李彬，刘海龙，2016），已经从译介、学习、消化、吸收，过渡到自主创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自觉不断提升，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国学者开始大量在传播学国际期刊发表论文。香港资深传播学者陈韬文（2008）所说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传播学科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的局面被打破。

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跨越式发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贾鹤鹏，张志安，2015；陶海峰，2015；张志安，贾鹤鹏，2015）。2018年1月6日，“首届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专题论坛”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吸引了100余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热度。鉴于现有的几项研究大多限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学者的国际发表分析，着重探讨的也是机构和作者等情况，本文将不限定作者的学科归属，希望更加全面地呈现中国学者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现状。具体来说，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传播学期刊的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如何？通常在哪些传播学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哪些机构的作者发表论文最多？哪些作者最高产？哪些作者发表的论文影响力最大？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传播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哪些理论或议题？如何评价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未来？

截止2018年2月18日，在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索传播学科的期刊论文（搜索条件为WC=communication，文献类型为Article），全球传播学论文发表总量50287篇。其中，WOS认定的高被引论文183篇，热点论文2篇。153个国家或地区的作者发表至少1篇论文，其中美国作者发表24788篇，占所有论文的49.29%。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见表1。中国虽然仅贡献了2.44％的论文，但也在全球名列第八。在中国贡献的1226篇传播学期刊论文中，有540篇论文的作者至少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机构，这个数量在全球大概排在15位左右。

从论文发表的年份来看，中国大陆学者从1994年才开始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两篇发表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上介绍中国电信产业发展的论文（Zhao，1994；Chang，1994）。从1994年到2006年属于“滑行”阶段，每年发表论文不到10篇。2007年到2015年属于“起飞”阶段，开始突破每年10篇。2016年到达一个高峰，共发表95篇论文。2017年也维持在81篇的高位（见图1）。

论文被引频次与论文数量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传播学国际期刊论文被引频次总计2962，每项平均引用5.49次，h-index为24，表明有24篇文献至少被引用24次。如图2所示，从2000年开始有论文被引用，2009年开始起飞，之后快速上升，到2017年达到599次的顶峰。

与大陆学者一样，台湾学者也是1994年首次在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且发表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的同一期（Liu，1994；Chen，1994）。目前共发表536篇论文，2004年开始突破10篇，2008年达到65篇的顶峰，近年来维持每年30-40篇的水平。被引频次方面，台湾学者的总被引频次7031次，每项平均引用13.12次，h-index为42，基本是大陆学者的两倍。

比较而言，香港学者在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时间最早，为香港中文大学李少南发表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上探讨中国传播二元论现象的一篇论文（Lee，1991）。到目前为止，香港学者共发表705篇论文，1998年开始突破10篇，2016年达到81篇的顶峰。被引频次方面，香港学者的总被引频次6644次，每项平均引用9.42次，h-index为35。从1995年开始有论文被引用，2005年开始起飞，之后快速上升，到2017年达到1055次的顶峰。三所大学贡献了82%的论文，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

中国大陆学者在哪些传播学SSCI期刊上发表过论文？

目前，SSCI传播学科共有79本期刊。检索发现，截止2018年2月18日，中国大陆学者在其中67本期刊上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占所有期刊的85%。表2显示了中国大陆学者发表10篇及以上论文的10本期刊。排名第一和第三的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和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作者主要来自管理学领域。排名第二和第四的是两本偏重区域的期刊，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南洋理工大学主办的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这两本期刊是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国际发表的重要平台，一共发表了71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16%。其他几本期刊则偏重心理学、语言学，以及传播学中的公共关系和健康传播。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大陆传播学者的论文已经见诸国际传播学界的顶尖期刊，如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篇），Communication Research（7篇），Communication Theory（1篇），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篇），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4篇），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6篇）等。

从作者机构来看，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位列中国大陆前十名（见表3）。其中，复旦大学优势明显，清华和浙大为第二梯队，中大、北大、，北师大、中传与华科亦表现不俗。，部分A类高校上榜，如复旦大学（A）、清华大学（A－）、中国人民大学（A＋）、上海交通大学（A－）、中国传媒大学（A＋）和华中科技大学（A）。也有若干非A类高校表现抢眼，如浙江大学（B+）、中山大学（B）、北京大学（B＋）和北京师范大学（C＋）。

表4列出了中国大陆在国际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的前十名高产作者。其中，仅有一半作者来自新闻传播学科，其他则来自管理学科和外语学科。新闻传播学科的高产作者大多为海归中青年学者，接受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不论是理论和方法，还是语言和写作，都更加容易与国际接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核心作者与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的高产作者存在较大差异。在李彪和赵睿（2017）最近的梳理中，2001至2016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高产作者列表与传播学国际发表的核心作者基本没有重合。

哪些中国大陆作者的论文影响力最大？目前，中国大陆作者发表的传播学期刊论文尚无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统计的高被引论文，即被引用次数进入对应学术领域同一出版年最优秀的前1% 之列。但是，通过分析被引频次，我们仍可发现中国大陆作者论文被引次数最多的是哪些。表5列出了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来自中国大陆的被引次数最多的10篇论文。其中，新闻传播学者撰写的只有3篇，分别来自深圳大学的周裕琼、浙江大学的韦路和汕头大学的周翔（现执教于武汉大学），发表的期刊均为纯粹传播学的期刊。其他7篇论文的作者则来自医学、工业工程、管理学和心理学，有4篇发表在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期刊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3篇发表在传播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学和电信科学的跨学科期刊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传播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哪些理论或议题？从以上10篇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来看，有4篇研究网络成瘾。例如，Ni等（2009）探讨了影响大学络成瘾的因素，发现网络成瘾与自我报告的压抑程度和焦虑程度显著正相关，单亲家庭、初次接触网络的年龄、学生年龄、城市居民和思乡程度都是影响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Rau等（2006）则聚焦网络游戏玩家，发现新手和老手都会出现时间障碍，即难以控制玩游戏的时间，除非有真实世界其他人的干预。北大心理学院的学者们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出发，开发了一套中国网络成瘾量表，从干扰、情绪变化和依赖三个维度对中国网民网络成瘾的状况进行测量（Huang et al.，2007）。，特别是青少年与父亲的关系如何影响他们网络使用的程度和偏好。结果显示，与父亲关系的疏离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病态网络使用，而信任则有助于减少病态网络使用（Lei & Wu，2007）。

数字鸿沟是另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浙大传媒学院的韦路与其合作者探讨了数字鸿沟的社会后果，发现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的使用差异会导致更大的知识沟（Wei & Hindman，2011）。北邮的夏俊则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问题，认为现有的“村村通”项目难以持续发展，指出多元主体参与的分层管理模式才更加适合中国国情（Xia & Lu，2008）。

电信政策，特别是3G移动网络的发展策略，也受到学者较多关注。例如，夏俊探讨了中国3G网络的现状、挑战和发展策略（Xia，2011）。张静等学者则以中国移动为例，分析了移动网络运营商在3G时代的商业生态策略，指出移动网络运营商应该通过管理全价值链和建构合理的价值分享机制而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Zhang & Liang，2011）。

。一篇考察了在中国的公共事件当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媒体也并非完全被动，而是有选择地适应线上框架（Zhou & Moy，2007）。，发现博客因其即时性、互动性和个性化特征，，2009）。

对引用次数20以上的38篇论文标题和摘要进行词频分析，发现高频词主要出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媒介相关的心理和行为研究，如网络成瘾（20），网络使用（18），网络游戏（6），电视收视（4），消费者认知（4），媒介使用（4），冒险行为（4），烟草控制（4），网络依赖（3）等。二是新媒体技术的采纳、扩散和政策研究，如媒体融合（14），数字鸿沟（8），技术接受模型（7），决策（6），信息扩散（6），政策制定（5），移动网络（5），ICT产业（4），用户采纳（4），移动服务（3），移动商务（3），电信产业（3）等。，如自我检查（9），社交网络（5），知识沟（5），，公共领域（4），框架建构（3）等。

如何评价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未来？基于以上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全球传播学SSCI期刊发表的论文始于1950年的美国。中国大陆学者的传播学国际发表则发端于1994年，与美国大约有半个世纪的差距。不过，与港台相比，中国大陆学者在时间上并不算落后，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杂志上发表论文。区别在于，港台都有传播学者在那个时代发表论文，而中国大陆的早期论文都来自于经济管理学者。虽然整体来说，中国传播学的国际发表在全球起步较晚，但近10年来发展迅速，论文总量已经跻身全球前十，仅论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排到全球15位左右，体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中国大陆高校越来越重视教育国际化，这一增长趋势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第二，学科交叉，主体多元。通过梳理传播学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高产作者和高被引论文，可以明显感受到学科的多元化。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仅仅只占传播学国际发表的半壁江山。这一现象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传播学期刊吸引了大量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语言学、信息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把自己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期刊发表。不论这些学者是否将自己的研究视为传播学研究，他们都为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悲的是，理应成为主角的传播学者，在传播学国际期刊的舞台上，戏却唱不过其他学科的学者。不论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被其他学者引用的频次，传播学者都未能形成主导性优势。这种现象在其他更加成熟的人文社会学科不太多见。

第三，视野狭窄，学科内卷。虽然在传播学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作者来自众多学科，但研究的视角却体现出高度的同质化倾向。对于高被引论文标题和摘要的词频分析显示，现有传播学国际发表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以网络成瘾为代表的心理和行为研究，以技术采纳为代表的产业和政策研究，。不可否认，这三个领域都是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三个重要研究领域，但如果只有这几个领域的论文获得更多的关注，不免遮蔽了更加广阔丰富的理论视野。按照克雷格划分的传播学理论的七种传统（Craig，1999），以上三个领域只对应于社会心理传统和控制论传统，而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批判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受到中国大陆学者国际发表的足够重视，传播学的内卷化趋势（李金铨，2015）依然突出。

第四，原创不足，贡献有限。是否具有原创性是SSCI期刊论文评审的重要标准。应该说，能够在SSCI期刊发表，说明这些论文或多或少都具备一定的原创性。例如，北大学者开发的中国网络成瘾量表对于准确衡量中国网民的网瘾现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其他国家也有参考价值（Huang et al.，2007）。 & Moy，2007）。浙大学者比较新旧媒体使用差异的认知效果，既回答了数字鸿沟的社会影响问题，又丰富了对于知识沟成因的理解（Wei & Hindman，201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与传播学史上那些创立经典理论的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大陆学者已经跨过了早期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介绍和验证阶段，开始对这些理论进行延伸和发展，但距离开创原创性传播学理论的目标还有距离，虽然这个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

总结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特别是在最近10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发表强国。中国大陆学者在绝大多数传播学SSCI期刊发表过论文，包括国际传播学界的顶尖期刊，可见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界较为活跃的学术生产者和对话者。然而，也必须看到，目前中国传播学国际发表还存在学科自主性不强、内卷化严重、原创性不足等问题。未来，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传播技术和传媒产业的高速发展，将会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中国传播学者如果能够扎根中国火热的社会现实，在现有传播学以及其他学科理论的共同滋养之下，对中国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多重视角的观察和研究，就有望产生既能解释中国现象、又有助于揭示一般规律的原创传播学理论，为人类传播学理论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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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 / 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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