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应该不以对大人的要求去要求学生，不要求小孩子去做大人应该做的事。孩子毕竟是孩子。
最近，听到这样一句话：“老师要蹲下来看学生。”我十分佩服说这句话的人，佩服他对教育、教学感悟得竟如此之深。是的，在老师眼里，学生之所以“小”，是因为老师站着看他们。老师是大人，个子高，一站起来，学生当然就显得渺小，看他们做什么事都幼稚可笑，甚至于看不顺眼，以至于横加指责。
我们常说，老师要走近学生。什么叫“走近”？走近学生（确切说是“走进”），即了解学生，和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要成为孩子中的一员，我们必须蹲下。蹲下来，见了学生流鼻涕，便不会斥之为“不讲卫生”；见了学生只穿了一天就脏了的衣服，便不会斥之为“邋遢”；见了男孩子把毛毛虫放在女孩子的衣服里，就不会斥之为“顽劣”。
有一次，我听一位教师教《乌鸦喝水》。读到“乌鸦把一个个石子衔起来，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慢慢地升高了”时，老师问“慢慢”可以换个什么词。有换“渐渐”的，有换“一点一点”的，也有换“逐渐”的，老师高兴地予以肯定。忽然有个小朋友说：“还可以换‘慢腾腾’——瓶子里的水慢腾腾地升高了。”老师微微一笑，说：“不行啊，‘慢腾腾’用在这里不合适。”
老师说得对吗？对的。因为在大人看来，这样说是断然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蹲下来，用孩子的眼光看呢？在孩子眼里，什么都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不要说他们对着玩具喃喃自语司空见惯，对着茶杯、茶壶之类的东西说个没完的又少吗？孩子说“瓶子里的水慢腾腾地升高了”，我看完全在情理之中。
2000年4月初，我应邀到上海师资培训中心上课，上的是古诗《草》。
有位小朋友在画“春风吹又生”的诗意时，把春风画成黄色的。我笑笑说：“是的，当春风裹着沙尘刮来的时候，春风是黄色的。”
又一位小朋友不同意，他说春风是绿色的，于是又把黄色的风擦掉，画成绿色。我也笑笑说：“不错，在诗人的眼里，春风是绿色的。不然，王安石为什么说‘春风又绿江南岸’呢？你长大了，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位诗人。”话音一落，听课的教师为我鼓掌。
接着，又有一位小朋友说：“他们都不对，因为风是看不见的，画不出来的。”于是，他把绿色的风擦掉，把草叶画成一边倒。我说：“我们一看，就知道在刮风，而且风刮得比较大，草都被吹弯了腰。”听课老师又热烈地鼓掌。这次的掌声当然是给这位小朋友的。
按理说，只有最后一位小朋友说得对。但对前者，我为什么不予以否定？我想，如果否定他们——哪怕态度很温和——不就把学生的想象力封杀了吗？而且，说不定还真的扼杀了一位未来的诗人呢。
蹲下来看学生，许多幼稚可笑的东西，便会觉得不幼稚，不可笑；许多“错”的东西，往往有其合理的一面。
在这方面，一些外国同行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前不久，我在《新华日报》上读到一篇访日文章。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作者在日本参观一所幼儿园时，听了一节美术课。有一位小朋友画得乱七八糟，横一道、竖一道的，可是日本的老师居然能从中找出优点。老师举起这幅画，问全班小朋友：“大家数一数，他在这幅画中用了多少颜色？”每个小朋友都瞪大了眼睛，认真地数了起来。一数，24种。原来，这位小朋友把彩笔盒里的24支彩笔全用了。老师高兴地说：“这位小朋友是全班颜色用得最多的一位。”这位小朋友激动得不得了。
这不就是蹲下来看学生吗？——找出一点能肯定的，总比全部否定的好。
早几年，一个外国教育参观团到南京的一所小学听课。一位老师手里拿着一个乌龟让学生观察，学生很感兴趣，坐在讲台前的一位小男孩，竟不由自主地学着乌龟爬起来，把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外国老师们逗乐了。讲课的老师瞥见了坐在自己眼底下的脖子一伸一缩、两只手不停地做爬行动作的小男孩，向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小男孩的注意力全被乌龟吸引去了，对老师的眼色全然不觉。直到下课，这位老师仍面有愠色。没想到评课时，外国同行对这位小男孩却倍加赞扬，说他表现得最好，上课最投入。
同样一件事，为什么我们和外国的同行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除了观念的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个是蹲着的，一个是站着的。我们也应该不以对大人的要求去要求学生，不要求小孩子去做大人应该做的事。孩子毕竟是孩子。
经常看到有些家长，因孩子把玩具摆弄坏了而发脾气。爱因斯坦小时候，把一个指南针拆坏了，却未受到父亲的任何指责。他父亲认为，孩子的好奇心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摧残。
经常看到有些学生，因好动手动脚或者互相推推搡搡，便被老师扣上“调皮”“好斗”的大帽子。我觉得“好斗”“顽皮”是孩子的天性，对孩子要少些限制，多些引导。
一天下午，大扫除的两个学生在操场上打斗起来。一个手操拖把进攻，另一个则一手举簸箕，一手拿着笤帚迎战。在他们心目中，那拖把一定是一件比大刀还了得的兵器，那簸箕一定是盾牌，那笤帚就是一把刀。班主任大声命令他们“停止战斗”。我连忙说：“让他们斗去。第一，他们不是真斗；第二，即使真打，大不了使双方落一身污泥。”果然，斗不多时，双方以“各得一身污点”而握手言和。他们嘻嘻哈哈地向教室走来，压根儿没发现一直注视着他们的班主任和我。他们一上楼梯，我便迎上前去，说：“二位好汉，大战十几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是不是歇歇再战？”二人的脸唰的一下子红了，笑着跑进教室。
我对班主任说：“如果我们二人在操场上打斗，全校师生不认为我们精神失常才怪呢。”
有一次，我带学生到游泳池里游泳，几位女生向我告状，说男同学向她们身上泼水。“岂有此理！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吗？”我说，“难道你们没长手？”这一说不打紧，游泳池里立刻爆发了大规模的“水战”。女同学似乎更有耐性，有几个人竟绕到男生的侧翼，发起了进攻。男生终于招架不住，败下阵去。打水仗打出了智慧。
我们鼓楼区教研室王晓虹老师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一天到晚鼻涕邋遢，每次孩子放学来到教研室，王老师第一句话就是：“快去擦鼻涕！脏死了！”一天，我实在看不过去了，说：“小王，不要老是这样说，他是个孩子。如果你流鼻涕，不要你擦，你也得擦。”
她儿子一听，高兴地跑到我跟前，说：“于爷爷，你知道鼻涕是什么味道吗？”王老师一听，大声问：“啊，你吃过鼻涕？！”她儿子好像没听见妈妈的话，悄声对我说：“一天，鼻涕流到我嘴里去了，我用舌头一舔，咸咸的！”
王晓虹一听哭笑不得。她儿子为什么不对她而对我说这些话？还不是因为我对他表示理解嘛。
“文革”后期，一天上课时，一个学生向我“揭发”一位同学骂我，那位学生连忙站起来，辩解说：“造谣！我没骂。”
“揭发”的学生怒气冲冲地要把“证据”亮出来，我赶忙阻止说：“不必说了。”然后对全班学生说：“我上小学时也骂过老师。有一次，我对老师的批评不满，就给老师起了个很难听的外号。我大了，才认识到骂老师不对，一直想找老师承认错误，可不知老师现在在哪里。因为我13岁离开老家后，再没见过这位老师的面。”
当天晚上，我来到这位同学的家里（该生的家离学校很近）。一进门，该生就说：“于老师，我错了，我不该骂您！”“怎么，骂老师？”家长一听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举手就要打孩子。我急忙拉开说：“是老师说话态度不好，批评的语气重了。”接着，我把该生的优点说了很多很多，说得该生竟然哭了。家长一再说好话，说当老师如何如何辛苦，学生如何如何难教，等等。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学生魏亚军和刘扬偷黄瓜一事。我得知魏亚军偷黄瓜一事后，为什么迟迟不找他谈话，而是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联想到小时候的我，心情立刻平静了。是啊，自己小时候又当如何？于是就把这件事压下了。三四天之后，我只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一句：“亚军，偷来的黄瓜好吃吗？”
蹲下来看学生，就会体谅学生的错误，采取学生能够接受的、效果较好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一次，张庆老师问著名思维科学家、《相似论》的作者张光鉴教授：“以学生为本应该怎么理解？”张教授说：“很简单，就是老师要和学生相似。”
老师和学生相似，我以为就是蹲下来看学生，或者说，想一想孩提时代的自己想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让孩提时代的自己和学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