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正:为什么说老师要蹲下来看学生?

我们也应该不以对大人的要求去要求学生,不要求小孩子去做大人应该做的事。孩子毕竟是孩子。

最近,听到这样一句话:“老师要蹲下来看学生。”我十分佩服说这句话的人,佩服他对教育、教学感悟得竟如此之深。是的,在老师眼里,学生之所以“小”,是因为老师站着看他们。老师是大人,个子高,一站起来,学生当然就显得渺小,看他们做什么事都幼稚可笑,甚至于看不顺眼,以至于横加指责。

我们常说,老师要走近学生。什么叫“走近”?走近学生(确切说是“走进”),即了解学生,和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要成为孩子中的一员,我们必须蹲下。蹲下来,见了学生流鼻涕,便不会斥之为“不讲卫生”;见了学生只穿了一天就脏了的衣服,便不会斥之为“邋遢”;见了男孩子把毛毛虫放在女孩子的衣服里,就不会斥之为“顽劣”。

有一次,我听一位教师教《乌鸦喝水》。读到“乌鸦把一个个石子衔起来,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慢慢地升高了”时,老师问“慢慢”可以换个什么词。有换“渐渐”的,有换“一点一点”的,也有换“逐渐”的,老师高兴地予以肯定。忽然有个小朋友说:“还可以换‘慢腾腾’——瓶子里的水慢腾腾地升高了。”老师微微一笑,说:“不行啊,‘慢腾腾’用在这里不合适。”

老师说得对吗?对的。因为在大人看来,这样说是断然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蹲下来,用孩子的眼光看呢?在孩子眼里,什么都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不要说他们对着玩具喃喃自语司空见惯,对着茶杯、茶壶之类的东西说个没完的又少吗?孩子说“瓶子里的水慢腾腾地升高了”,我看完全在情理之中。

2000年4月初,我应邀到上海师资培训中心上课,上的是古诗《草》。

有位小朋友在画“春风吹又生”的诗意时,把春风画成黄色的。我笑笑说:“是的,当春风裹着沙尘刮来的时候,春风是黄色的。”

又一位小朋友不同意,他说春风是绿色的,于是又把黄色的风擦掉,画成绿色。我也笑笑说:“不错,在诗人的眼里,春风是绿色的。不然,王安石为什么说‘春风又绿江南岸’呢?你长大了,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位诗人。”话音一落,听课的教师为我鼓掌。

接着,又有一位小朋友说:“他们都不对,因为风是看不见的,画不出来的。”于是,他把绿色的风擦掉,把草叶画成一边倒。我说:“我们一看,就知道在刮风,而且风刮得比较大,草都被吹弯了腰。”听课老师又热烈地鼓掌。这次的掌声当然是给这位小朋友的。

按理说,只有最后一位小朋友说得对。但对前者,我为什么不予以否定?我想,如果否定他们——哪怕态度很温和——不就把学生的想象力封杀了吗?而且,说不定还真的扼杀了一位未来的诗人呢。

蹲下来看学生,许多幼稚可笑的东西,便会觉得不幼稚,不可笑;许多“错”的东西,往往有其合理的一面。

在这方面,一些外国同行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前不久,我在《新华日报》上读到一篇访日文章。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作者在日本参观一所幼儿园时,听了一节美术课。有一位小朋友画得乱七八糟,横一道、竖一道的,可是日本的老师居然能从中找出优点。老师举起这幅画,问全班小朋友:“大家数一数,他在这幅画中用了多少颜色?”每个小朋友都瞪大了眼睛,认真地数了起来。一数,24种。原来,这位小朋友把彩笔盒里的24支彩笔全用了。老师高兴地说:“这位小朋友是全班颜色用得最多的一位。”这位小朋友激动得不得了。

这不就是蹲下来看学生吗?——找出一点能肯定的,总比全部否定的好。

早几年,一个外国教育参观团到南京的一所小学听课。一位老师手里拿着一个乌龟让学生观察,学生很感兴趣,坐在讲台前的一位小男孩,竟不由自主地学着乌龟爬起来,把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外国老师们逗乐了。讲课的老师瞥见了坐在自己眼底下的脖子一伸一缩、两只手不停地做爬行动作的小男孩,向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小男孩的注意力全被乌龟吸引去了,对老师的眼色全然不觉。直到下课,这位老师仍面有愠色。没想到评课时,外国同行对这位小男孩却倍加赞扬,说他表现得最好,上课最投入。

同样一件事,为什么我们和外国的同行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除了观念的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个是蹲着的,一个是站着的。我们也应该不以对大人的要求去要求学生,不要求小孩子去做大人应该做的事。孩子毕竟是孩子。

经常看到有些家长,因孩子把玩具摆弄坏了而发脾气。爱因斯坦小时候,把一个指南针拆坏了,却未受到父亲的任何指责。他父亲认为,孩子的好奇心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摧残。

经常看到有些学生,因好动手动脚或者互相推推搡搡,便被老师扣上“调皮”“好斗”的大帽子。我觉得“好斗”“顽皮”是孩子的天性,对孩子要少些限制,多些引导。

一天下午,大扫除的两个学生在操场上打斗起来。一个手操拖把进攻,另一个则一手举簸箕,一手拿着笤帚迎战。在他们心目中,那拖把一定是一件比大刀还了得的兵器,那簸箕一定是盾牌,那笤帚就是一把刀。班主任大声命令他们“停止战斗”。我连忙说:“让他们斗去。第一,他们不是真斗;第二,即使真打,大不了使双方落一身污泥。”果然,斗不多时,双方以“各得一身污点”而握手言和。他们嘻嘻哈哈地向教室走来,压根儿没发现一直注视着他们的班主任和我。他们一上楼梯,我便迎上前去,说:“二位好汉,大战十几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是不是歇歇再战?”二人的脸唰的一下子红了,笑着跑进教室。

我对班主任说:“如果我们二人在操场上打斗,全校师生不认为我们精神失常才怪呢。”

有一次,我带学生到游泳池里游泳,几位女生向我告状,说男同学向她们身上泼水。“岂有此理!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吗?”我说,“难道你们没长手?”这一说不打紧,游泳池里立刻爆发了大规模的“水战”。女同学似乎更有耐性,有几个人竟绕到男生的侧翼,发起了进攻。男生终于招架不住,败下阵去。打水仗打出了智慧。

我们鼓楼区教研室王晓虹老师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一天到晚鼻涕邋遢,每次孩子放学来到教研室,王老师第一句话就是:“快去擦鼻涕!脏死了!”一天,我实在看不过去了,说:“小王,不要老是这样说,他是个孩子。如果你流鼻涕,不要你擦,你也得擦。”

她儿子一听,高兴地跑到我跟前,说:“于爷爷,你知道鼻涕是什么味道吗?”王老师一听,大声问:“啊,你吃过鼻涕?!”她儿子好像没听见妈妈的话,悄声对我说:“一天,鼻涕流到我嘴里去了,我用舌头一舔,咸咸的!”

王晓虹一听哭笑不得。她儿子为什么不对她而对我说这些话?还不是因为我对他表示理解嘛。

“文革”后期,一天上课时,一个学生向我“揭发”一位同学骂我,那位学生连忙站起来,辩解说:“造谣!我没骂。”

“揭发”的学生怒气冲冲地要把“证据”亮出来,我赶忙阻止说:“不必说了。”然后对全班学生说:“我上小学时也骂过老师。有一次,我对老师的批评不满,就给老师起了个很难听的外号。我大了,才认识到骂老师不对,一直想找老师承认错误,可不知老师现在在哪里。因为我13岁离开老家后,再没见过这位老师的面。”

当天晚上,我来到这位同学的家里(该生的家离学校很近)。一进门,该生就说:“于老师,我错了,我不该骂您!”“怎么,骂老师?”家长一听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举手就要打孩子。我急忙拉开说:“是老师说话态度不好,批评的语气重了。”接着,我把该生的优点说了很多很多,说得该生竟然哭了。家长一再说好话,说当老师如何如何辛苦,学生如何如何难教,等等。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学生魏亚军和刘扬偷黄瓜一事。我得知魏亚军偷黄瓜一事后,为什么迟迟不找他谈话,而是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联想到小时候的我,心情立刻平静了。是啊,自己小时候又当如何?于是就把这件事压下了。三四天之后,我只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一句:“亚军,偷来的黄瓜好吃吗?”

蹲下来看学生,就会体谅学生的错误,采取学生能够接受的、效果较好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一次,张庆老师问著名思维科学家、《相似论》的作者张光鉴教授:“以学生为本应该怎么理解?”张教授说:“很简单,就是老师要和学生相似。”

老师和学生相似,我以为就是蹲下来看学生,或者说,想一想孩提时代的自己想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让孩提时代的自己和学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