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到通知，我校将要西迁，扎根西安。学校鼓励我们带上家属一起去，你是否同意和我一起前往大西北贡献我们的力量？”1955年4月，一封明信片从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寄出。寄信人是该校俄语教研室讲师周淼冬，收信人是他挚爱的未婚妻、远在东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的俄文女教员徐婉珠。
彼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时期，新中国工业投资项目的1/3安排在西部地区。这一背景下，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重大决定。
很快，周淼冬收到回信：“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我们吃点苦又算什么？我去！”
1956年8月，交通大学首趟西迁专列从上海徐家汇车站发出。上千名交大师生及家属乘坐这趟西行列车，浩浩荡荡奔赴西安。
西迁时，交大扎根沪上已近60个春秋。这座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老牌理工院校，被誉为“东方的麻省理工”。离开繁华的上海滩，一路向西，对每个交大人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巨大考验。
然而，“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囊去哪里”却是这些人一致的回答。
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上世纪50年代西北地区条件艰苦，等待着交大西迁人的，是拓荒的艰辛。
那时新建校区的路还未修好，从教学区去学生区要跨过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师生往来只能走竹排临时搭成的浮桥。每逢下雨，道路泥泞、桥面湿滑，好多同学在那里摔过跟头。然而，每天来来往往的师生却精神饱满，脚下踩着咯吱作响的竹排，嘴里哼着欢快的歌。
几乎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没有活动场所，大家就用从南方运来的毛竹搭建起能容纳5000人的草棚大礼堂。在四面透风、冬冷夏热的简陋礼堂里，师生们开过大会、听过报告、放过电影、演过节目。
在上海时，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煤气管道。而来到西安，他们要自己生炉子，把土和煤搅在一起打成煤饼，晒干后用。打一次煤饼，要花一整天时间。
生活的艰辛没有让交大人退缩。那年9月，交大一年级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10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学生3906人、教职工815人、家属1200余人，仅用两个月，一所6000人的高等学府就出现在了古城西安。
“西迁中，不少老教授都是自愿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或处理掉上海的‘洋房’，或克服家庭困难，携儿带女举家西迁。”西迁时年仅22岁的交大教授潘季回忆，“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有爱，哪里就是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是西迁人最直接的爱国体现。”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在迁校时已年过花甲。领导提出他可以留在上海照顾家庭，但他卖掉上海的住宅，安顿好瘫痪在床的夫人，只身一人踏上西行专列，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
西迁时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和夫人带着4个孩子，注销上海户口，将位于繁华地段的房产交公，一走就是一辈子。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59年，同根同源的西安交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分别独立。为保证西安交大这棵“西迁大树”不仅存活下来，还要创出更高水平，交大西迁人必须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
西迁老教授史维祥曾有详细记述：“交大的年轻教师上讲台必须先过几关，由资深老教师手把手指导后，还要预讲多遍，直至合格才允许给学生上课；为上好一堂课，寒冬腊月，教师们每晚都要备课到深夜，宿舍没暖气，就披着大衣苦苦坚持；没有实验室，师生自己动手设计厂房、整理资料、添置机器，常常几天几夜通宵达旦；为保持与国内一流企业的育人合作，外出实践教学时，教师带着学生打地铺是家常便饭……”
前不久揭晓的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大奖，西安交大梅雪松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端包装印刷装备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荣获二等奖。正是因为这一成果，我国印刷企业得以告别用5000万元买一台进口印刷机的历史，也实现了团队成员“‘中国造’要有中国‘印’”的夙愿。
这条近30年的科研“登峰”路上，攻关团队熬过深夜，克服困难，最终获得的成果不仅解决了多个技术难题，且以产品造价仅为进口20%的优势，使国外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由95%降到10%以下，实现了出口大于进口的逆转。
“正是西迁前辈的胸怀大局、以身作则，教给我们求真务实的工作、科研作风，以及对科学严谨的追求。”在梅雪松看来，现在，科技创新的重担逐渐转移到年轻一代肩上，“我们将传承西迁精神，将科技创新工作做得更好！”
60多年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家培育各类人才28万余人，其中40%以上的毕业生留在西部工作；创造了百余项国内外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一”，39位两院院士是各个领域的翘楚。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今天的西安交大开启“二次创业”，深度融入国家建设发展。发起成立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深度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及欧亚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拔地而起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成为数万名科研人才汇聚的热土。
正如交大西迁老教授们所说：“我们的‘西迁’还在路上，还要继续向西、向远方，让这棵西迁大树更加枝繁叶茂，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