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宗法社会下，人的言行举止无不受到严格的规范，姓名自然也难逃窠臼。
相比今天，古人姓名不仅是个人代号，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隐藏着丰富的法律规则。
而《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名有姓的达数百个，书中人物的姓名，也蕴含了许多古代姓名法则。
姓名，姓对应家族，名则对应个人。宗法制度下，姓的作用远大于名，甚至许多人如妇女、下人只有姓，没有名。按照成文法，姓有两大功能：
其一是“别婚姻”。“同姓不婚”于西周入礼，于唐代入律。至《红楼梦》成书时的清代，《大清律例》“同姓为婚”条规定：“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
其二是“分贵贱”。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为凸显其高贵，通过政治改革或律令，将一国之姓区分若干等级。如确立门阀序列的北魏孝文帝，将天下姓氏分成三六九等，强调“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为后世帝王所沿用。
姓还受民间习惯法规制。民间习惯法认为，即使同姓，但若不“同谱”“同宗”，仍有贵贱之分。所以，古人常通过“认祖归宗”“通谱”“连宗”等方法，提高家姓地位，甚至达到攀权附贵的目的。《红楼梦》第2回，贾雨村对冷子兴说，自己和贾家“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并最终攀扯上了贾府，“夤缘”复旧职，其后又步步高升。第6回也写道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家族与王夫人娘家“连过宗”，并借此到贾府“打秋风”（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人索取财物）。
避讳，是古代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姓名上的表现。《春秋公羊传》记载，取名、书写甚至交谈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包括公讳与家讳，最先作为礼而存在。公讳一般是避免使用皇帝、孔子的名字，家讳则指避免使用家族尊长名字。《唐律疏义》将避讳之礼法定，通过“上书奏事犯讳”条（公讳）和“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条（家讳）依法护礼。其中“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条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即官员所任官名与任职地名不得与父、祖之名相同，否则即为犯罪。宋对唐萧规曹随。但是，该制度造成皇权与父权冲突，为当权者所不愿，故被明清法律所弃。
尽管律无正条，礼仪之邦的国人仍将避家讳奉作圭臬。《红楼梦》多处体现了避讳这一封建规矩。第2回，黛玉（母亲叫贾敏）写敏字时会“减一二笔”，并将敏字读成“密”字；第54回的说书人当王熙凤面说出《凤求鸾》中的“王熙凤”后赶紧赔罪；第62回，宝玉和姐妹们玩“射覆”游戏，宝钗“覆”了一个“宝”字，宝玉通过“宝”想到通灵玉的“玉”，于是就联想到同时含有“玉”和“钗”字的古诗“敲断玉钗红烛冷”，并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谑，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姐别恼，就是姐姐的讳，‘钗’字就是了。”这些都是家讳。
与“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条不同，“上书奏事犯讳”条则延续至清代，《大清律例》规定：“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庙讳，声音相似，字样各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可见，封建法律对触犯公讳者惩罚非常严厉。在曹雪芹生活的雍乾年间，因触犯避讳禁令的文字狱案件不胜枚举。其实，《红楼梦》也涉及公讳，它的许多早期抄本中，都通过刻意减笔书写“玄”“允”“弘”等字，以避康、雍、乾帝之讳。
周代起，起名就要遵从“五则”“六避”规则，“五则”指名字五个方面的来源，即“信”“义”“相”“假”“类”；“六避”则要求取名时避国名、避山川名、避官名、避疾患名，避祭品（畜生）名、避祭器名。
秦汉以后，门阀制度使社会注重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由此催生了祧字（行辈字派），祧字多由祖先事先按照辈分拟定，归入族谱，以家礼或家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规“范”，凡家族后世人丁均要“范”字取名，不尊族规者不准叙入家族世系。“范”字取名规则，在家族绵延过程中，使同一支脉族人通过“论字排辈”清楚推算出世系、辈分，成了区分尊卑的最好方式。
《红楼梦》中的贾家作为诗礼簪缨之族，子孙的取名就是严格按照行辈字派规则来的：宁荣二公贾演和贾源，“水”字辈，且均是三点“水”；二世贾代化、贾代善、贾代儒等是“代”字辈，且“代”字居中；三世贾赦、贾敬、贾政、贾敏等是“文”字辈，且“文”字居右；四世贾珍、贾珠、贾琏、贾环等是“玉”字辈，且“玉”旁在左，贾宝玉属这一辈，理应从“范”，但却取了双字，不过仍有“玉”字，这是一个特例，为了照应“石头记”并突出其主角地位；第五代贾蓉、贾兰（蘭）、贾芸等是“草”字辈，且“草”在头上。“范”字取名，可以同辈男女“范”一字，如贾敏与贾政等，也可以女性单独“范”一字，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未“范”同辈的“玉”字，而“范”“春”字，同样符合“范”字取名规则。
封建社会中的改名，除了自己改以外，多是尊贵者如皇帝、家长给卑贱者如臣民、子孙、奴仆改名。皇帝可通过赐姓、赐名以示褒奖，如明成祖赐名下西洋而闻名的马三保为郑和。如果被皇帝赐予国姓，对受赐者而言是最高荣誉，如刘邦除封赏项伯为列侯外，还赐姓刘等。当然，皇帝还可将臣民的姓贬为恶姓，以示惩罚，如武则天称帝后，将曾反对其专权的李姓诸王孙贬姓为虺。
在贵族家庭里，家长像皇帝一样，对子孙、奴仆享有姓名决定权、改名权。《红楼梦》中被改名者主要是奴仆，这充分反映了他们低下的法律地位。第2回，袭人本名珍珠，又姓花，因有诗“花气袭人知昼暖”，宝玉将其更名为袭人。第21回，宝玉问蕙香的名字是谁起的，蕙香回答：“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因宝玉正在气头上，遂说“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于是因其在家排行第四将其改名为“四儿”。第63回，宝玉给芳官改名“雄奴”“耶律雄奴”，导致芳官常被人叫“野驴子”。其后，宝玉又将芳官改名“温都里纳”等。除了宝玉，书中的主子们几乎都给人改过名：林黛玉将贾母所赐丫鬟鹦哥改名紫鹃；英莲被卖入薛家后，被宝钗改名香菱，后作为薛蟠侧室，又被正室夏金桂改名为秋菱；湘云将葵官改叫“韦大英”等。
按照现代民法，姓名权的内容至少包含姓名决定权、使用权、改名权三个方面。但在古代作为下人，奴仆显然没有姓名决定权和改名权，而对姓名的使用，也难称得上“权”。所以，封建社会的姓名权只是权贵者的专有权。除了被改名，很多奴仆的名字本身也不具有姓名权保护的意义，如赖大、赖二、二姐、三姐、四儿、五儿、狗儿、旺儿等。对于优伶这类人，更是如此。为元春省亲采买的十二个小戏子，只有带“官”字的艺名，如文官、龄官等，以卖艺为生，本人也被卖来卖去，没有人身自由，更遑论姓名权。而艺名，是这些优伶社会地位的枷锁，也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通过姓名去标记每个族群和个体的身份贵贱，通过祧字宣教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主奴有分。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姓名就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皇帝享有绝对的姓名权，家长、尊者的姓名权则靠家法、家礼提供相对性维护，而贱民的姓名只是代号，谈不上“姓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