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海文学馆在虹口区武进路439号正式开工。上海文学馆将以国家一级文学馆为建设目标，以上海文学史料等文物资源研究为基础，突出展示海派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实现征集保护、陈列展示、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等功能。
上海文学馆地上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由“扆虹园”等3幢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及1幢新建建筑组成。“扆虹园”等3幢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将修旧如旧。主体建筑（新建筑）的设计方案，将根据所属风貌保护街坊的特征，更注重新、老建筑之间的呼应和融合，并在外立面中注入红色元素的表达。
上海文学馆之所以选址这片区域，和其历史上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位于武进路453—457号的扆虹园，又名赵家花园，是第五批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这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也如一部文学作品般跌宕起伏。
20世纪初，它由粤籍商人赵岐峰所建，是一家没有熟人引荐不能进入的私家花园。当时，在上海的广东移民中，约有八成居住在虹口，扆虹园在这一人群中的名气很大。上海解放初期，这里是虹口区肺结核防治所，后来一度改为工厂。
资料显示，扆虹园占地面积约5亩左右，砖木石混合结构，是广东样式的中西合璧建筑。建筑坐北朝南，主立面上下两层均设计为连续拱券的连廊，底层的连廊使用半圆的罗马拱券，二层改为平拱。主建筑分三进，第一进与第二进相连，中间设计为内置天井，上面建有高出于屋顶的天棚，设有气窗，有较好的通风和采光效果。二进与三进之间设计为露天的天井，一些户外的活动可以在天井里举行。
图为孙中山参加欢迎他来沪在扆虹园举行的宴会。
孙中山先生早年在虹口留下了许多足迹，也多次在扆虹园做客。1911年12月30日、31日，广东同乡会和广东香山旅沪同乡会在扆虹园为孙中山先生当选临时大总统举行宴会。宴会设在厅堂前的小花园，其间，大家说起孙中山从事革命以来，百折不挠，终得成功，感慨良多。席间举觞称贺，宾主尽欢。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晚，扆虹园的小花园临时搭起的舞台上，一串串电灯照耀如白昼，由启秀女校女生义演，支持革命军。同年7月22日，孙中山再次到访扆虹园，并在“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为他安排的欢迎大会上演讲，发表“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中华之地五倍于美，苟能造铁道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等观点。
图为孙中山先生出席中国铁道协会会议后，与代表合影。
上海文学馆所在区域总开发面积约4.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其中包括2021年11月已经对外营业的“今潮8弄”。在“今潮8弄”的前身“公益坊”中，也包含了很多文学元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位名为陈其泽的粤籍地产商来到此地，见这里离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近，便决定开发“公益坊”。开发后的公益坊有房屋119幢，建筑面积约2.06万平方米，每幢楼前立面有高矗的青砖围墙，居住者大都为广东籍人，因而又称为“广东弄堂”。
这一年，南强书局在此成立。当时，南强书局出版的出版物，在发行时皆署“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三十八号”。此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公益坊一度成为潮汕籍、闽籍进步文学青年的聚集地。青年人的身影中，就有“左联”的潮汕籍作家柯柏年、闽籍作家马宁等。
出生于广东潮州市的柯柏年，原名李春蕃，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马列著作翻译家、外交家、革命家。1929年，柯柏年携妻辗转来到上海，被编入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并担任书记。同年，他加入了左翼文化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柯柏年编写和翻译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1929年，柯柏年翻译了凯尼斯博士的《经济学方法论》和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的《辩证法唯物论》；1930年后，柯柏年与人合编了《新术语辞典》《经济学辞典》；1933年8月，柯柏年编写了《社会问题大纲》《怎么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等丛书；此后，他还编译了《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这些论著，均由南强书局出版。
闽籍“左联”著名作家马宁的笔名是从马克思、列宁的名字中各取一字。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联”成员后，马宁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经常到访公益坊南强书局。裴毅然所著的《红色生活史：革命岁月那些事（1921—1949）》中写道，青年马宁在写完《铁恋》一稿时，曾急切地等待回应。以广州暴动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铁恋》，后来便由南强书局出版。
同一时期，位于公益坊45号的“颍川寄庐”，则显示了颇有财力的大户人家格局：以宁波红石作门楼，门口采用石条框，上砌半月形花纹，内装乌漆厚木大门。整幢房屋面积100多平方米，高墙厚门，给住户以安全感。
1928年，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创办了“第一线书店”。一个多月之后，警察局送来一纸公文，内容大约是“查该第一线书店有宣传嫌疑，着即停止营业”。
书店被查封后，年轻人并未气馁。日后施蛰存曾撰文回忆说：“我们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公益坊内租了一幢单开间二楼的石库门房屋，开设了水沫书店。楼上前间是办公室，后间给两个中学生做卧室。这两个中学生专做跑腿的事，买纸，联系印刷所。楼下前间是营业室，兼堆存印书纸。”
水沫书店开设在租界内，不用登记，店设在里弄内，只在门上挂一块很小的招牌，也不会引人注意。1929年和1930年这两年中，水沫书店出版事业办得非常热闹，胡也频、丁玲等许多文学作者常到书店里来闲谈或联系稿件。施蛰存回忆说：“最常来的是冯雪峰。有时他白天到店里来闲谈，晚上从景云里看了鲁迅之后，又顺便到这里来坐一会儿。”
陈赓大将当年也曾到过公益坊。在《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一书中，楼适夷与黄源通信时叙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陪同鲁迅与陈赓会面：“有一天，雪兄（冯雪峰）来找我，告诉我：‘鲁迅先生要见一位苏区来的负责同志，他是来上海看病的，鲁迅先生有意写以红军为题材的小说，要请他谈谈……’约定的时间，我在公益坊已关门的水沫书店前楼去等。朱镜我同志带来一位我并不相识的同志，穿的是很朴素的服装，脸孔带有方型，有风霜之色，大约像一位乡村教师。”
水沫书店当年还出版过大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戴望舒的诗集《我底记忆》、施蛰存小说集《上元灯》、林疑今翻译的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著《西部前线平静无事》、杜国庠翻译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等，直到1931年水沫书店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