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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我对学术期刊出版的思考

赵大良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员）

　　

我好长时间不发表期刊出版方面的言论了。有朋友问我，如何进入核心期刊，如何保住核心期刊的位置。因有人所办期刊被踢出核心期刊而丢了位置。我思考下来还真是有些门道，今天写出来，与你分享。

　　

办好期刊实际并不难，就做好一条——盯住“读者”！你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有没有读者”，就是白费。读者是衡量办刊效果的唯一指标，无论是社会科学类还是自然科学类，无论是科普类还是学术类或者是宣传指导类，永恒不变、始终不渝的就是为读者！这是否有点“为人民”的味道！什么权威，什么公益，什么主义，那都是期刊以外考虑因素，那是“生存的底线”而不是本质，不要被那些口号所迷惑。就是宗教等“免费”期刊也同样如此，没有或者挣不到读者，那么你的“功能”就得不到发挥，养着你也是“浪费”资源或者说是“自我娱乐”。

　　

针对学术期刊来讲，更是如此！什么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不公平、不科学，科学和公平“永远在路上”，永远不是以“你”的标准来评价。跟随通俗和现行标准的人，抱怨现实不公平的同时，也说明你自己是世俗的，是不遵循事物本质行事的！否则，你就没有必要关心，更没有必要对现实那么“在乎”！否则，别人“虚浮”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不就是影响到你眼前的利益了吗？！追求科学和公平的人，本身就是“殉道者”，而抱怨现实不公平的人就是过分重视“现实”。

　　

在此，我认为学术期刊出版者，将自己定位为普通的“出版者”，就会抱怨现实的不公，争取现实利益的占有。那我认为你走错了路、进错了门，你应该选择世俗的、来钱快的“时髦”职业，学术期刊出版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永远满足不了！。

追求科学就应该相信科学，坚信实物的本质规律。学术永远是隐藏在虚浮的底下！追求学术永远是与世俗不能同流合污，做一个他有信仰，坚信“学术”价值的迂腐者。如果追求学术期刊的价值，我认为也不是虚浮地炒作或死守一些“原则”，而应该回归期刊的本质——读者。学术期刊由“通信”走来，本质追求的就是读者，否则还停留在“书信交流”的阶段。

　　

大众媒体的读者标准是订阅量或新媒体的点击（下载）量，而对于学术期刊来说高质量的阅读就是被引用！无论是“正引用”还是“负引用”都有其“学术价值”——学术就是在批判和否定中发展。办好学术期刊，其实很简单，简单的就是以有利于读者——未来的作者引用为追求。无论什么指标，无论如何改变评价办法，能够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就是学术研究的价值，就是学术期刊存在的价值。我认为：坚持发表有可能被后续研究成果——论文引用的文章，是学术期刊的全部追求。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争取更多的“被引用”。

在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关心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指标和评价方法。如果任何一个方法和指标的本质，不是基于学术论文的被引用——包括批判性引用，那么它一定是无用的、虚浮的！所以说，我的办刊经验，一切的一切就是研究、总结和发现“有利于被引用”的特征。我们所谓的“贴”名家，原因是发现名家有“被引用”效应。我们发表评论和综述，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幌子，本质是被人关注并具有高被引频次。

　　

所谓的创新，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没有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学术期刊是不应该关注的，简单的创新评价指标是不可靠的。没有消费者的产品创新与没有“被引用”可能的学术创新一样，都是必将死在创新的路上。我如果要传授一点办好学术期刊的体验，那就是花心思研究如何录用那些可能被引用的成果，而不是与那些死在创新路上的成果陪葬。

　　

为此，我提出过一个题目：研究一下被“转载”的文章的被引用频次是否比没有被转载的同学科的文章高出许多？否则，转载这种评价方式就不值得去花时间关注，更没有必要为其付费，如果你钱多人傻我就没有办法啦。

如何判断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未来可能被引用，这说起来就复杂了，需要自己做功课，自己去总结，但是：名家、综述、评论等是风险最少的“投资”，所以竞争也是最激烈的——简单、明显的挣钱途径，拼的不是本事而是手段和实力，也需要有作孙子的气度。

　　

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有不同的路径选择，没有唯一的路径，只有唯一的目标——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中国需要自己的高水平科学杂志

何士刚

在澳大利亚受的训练，那个国家的科学研究在人均投入产出上可能都超过美国，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杂志（至少没有能见度高的杂志）。所以过去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也没有必要办杂志，有好文章尽可以投《Science》和《Nature》等杂志发表。但最近的一个切身体会让我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折。我们的一个工作，我认为非常重要也做得非常严密，在被多家杂志未经评审就退搞之后，终于在J. Neurosci.被评审了，但还是被拒了。在我们努力补充数据希望再向杂志申诉时，UC Berkeley的一个小组在5月22日的《Neuron》上报道了和我们几乎完全相同的发现。在方法上我觉得我们做得还更周密。他们是用多电极阵列记录的细胞，完全不知道细胞的形态，而我们用全细胞膜片钳方法，不光有形态还有突触输入。最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如果没有前面数次延误，我们完全可以抢先发表这项研究。

我想周围可能有很多人与我们有类似的经历。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很多国外同行对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可能或多或少地抱有不同程度的偏见。我想Jack Cafferty可能并不是racist，他对中国的观念和印象是早在儿童时期就形成了的。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亲历中国最近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真的不能相信中国的很多现实。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徳国朋友，在他来中国之前，有急事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我的电话非常惊讶，我当时开了个玩笑说你以为我们还在刀耕火种啊，我们也有电话的。如果有来自美国的电话，没有一个德国人会惊讶吧。

中国近年的研究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很多方面在快速接近国际前沿，但很多高水平的科学家在把他们的工作发表到国外杂志的过程中都需要做太多也许并不合理的努力。如果我们自己也有高水平的杂志，那么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多人就会获得先机。记得现代神经科学之父，西班牙科学家Santiago Roman y Cajal也曾为同样的困境而烦恼，当初德国和意大利主导了世界科学发展，他的很多工作在发表时也备受磨难，一气之下，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发表自己的文章。1906年，因为他在神经系统研究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

过几天将继续著文论述如何在中国办好高水平的科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