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八月，苏轼的续弦妻子王闰之去世，同年九月，高太后病逝，这两个女人对苏轼而言，算得上是“幸运女神”，前者在他的生活中对其无微不至的照料，后者在政治生活中，时时庇护他免遭政敌的诽谤和陷害。
但在高太后病逝后，一切都变了。哲宗皇帝亲政，当了数年“傀儡”的哲宗皇帝，终于能够自己做主了，当然要有一些政治手段，而曾经的老师苏轼，便是被打压的对象之一！在宋哲宗眼里，苏轼是不折不扣的元祐党人，是阻碍新法的绊脚石，因此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党人”们，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苏轼更是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惠州才算稍微安定下来。惠州属于今天的广东省，在北宋时期，还是一片半开发的不毛之地，年近六十的苏轼被贬到此处，其辛酸可想而知。
苏轼在元祐年间的心态是复杂的，虽然苏轼总是能以乐观的心态看待一切，但遭遇种种变故，也不得不让他有些心灰意冷。据说下面这首《行香子·述怀》便是写于此时的一首作品，从词意来看，苏轼的心境是低沉苦闷的，把酒对月而无有赏识者，人生苦短、时光匆匆、知音难觅的悲凉，使得苏轼兴发了归隐山林，成为隐者“闲人”的心态。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从写景起笔，开篇就有一种出尘的清澈感，“清夜无尘，月色如银”，夜色清新，尘滓全无，月光皎皎，洒下片片银辉，词人抬头望月，不禁心有所感，这样的景色，最适合把盏赏月，他果然这样做了，“酒斟时、须满十分”，喝酒便要满上，何其豪迈爽朗！
酒到杯干，词人面对美酒月色，没有“起舞弄清影”的狂放，没有“对影成三人”的洒脱，而是生出了对人生的一些感慨，“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人生中的一切功名利禄，不过是一些虚的东西，劳神费力的去争去抢，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生只不过是白驹过隙的南柯一梦而已，“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苏轼为了表现人生的虚无和短暂，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先是使用了《庄子》中的一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认为人生和宇宙万物比起来，短暂地像是日影移过墙壁的缝隙；而在诗人笔下，人生犹如火花一现般短暂，“凿石见火能几时”、“石火光中寄此身”，又如梦中有梦一样虚无缥缈，“浮生暂寄梦中身”。苏轼一连使用这三个典故，不过是想表示人生的短暂和虚无之态罢了。
下片开篇，继续以感慨的语气，写出了自己对知音难觅的感慨，“虽抱文章，开口谁亲”，这是苏轼怀才不遇的叹息，宋哲宗继位后，一改高太后时期的方针策略，将苏轼这种大才疏远流放，所以苏轼的这种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苏轼此时的心情，只怕除了不被任用的苦闷外，还有无人知己、知音难觅的悲凉，所以他说，“开口谁亲”？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呢？没有人。
于是，苏轼只能凭借自己的一派乐天精神，在这纷乱、痛苦的世界中，寻找自我解脱，“且陶陶、乐尽天真”，《诗经》中说“君子陶陶，左执翿[DÀO]，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忘掉人生中的种种烦恼吧，去享受人性中的欢乐吧！而苏轼的欢乐，又是非常简单的，他只想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闲人”，“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但他这个“闲人”的生活，却是富有诗意和意境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三种事物，却将人生中闲适淡雅的田园式生活表现地极具意境美。弹琴、饮酒、赏玩山水，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方式，苏轼却用了十个字，便描绘地如此美好，令人顿生向往之情，想要回归田园，做一个无忧无虑的“闲人”
苏轼的这首词，虽然略显消极，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原来，他在乐观旷达之外，还有这样苦闷悲伤的一面，但这并不影响那个“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苏轼，反而让人觉得更加真实和亲切，而且，苏轼又为我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倘若真的做到了，能令多少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