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北宋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以参知政事与宰相的身份去左右朝政、独当一面，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也没有像先秦思想家那样构想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欧阳修出身寒族，由科举入仕，到过僻远的山村小邑，历官名邦古郡，了解民生疾苦，洞察世态人情。还曾率使契丹，亲临边塞要隘，有着丰富的阅历和从政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他博览群书，以史为鉴，在不断总结从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抓住机遇，不断就稳定宋王朝统治进行深邃的理性思考，表述自己的政治见解，提出过革故鼎新的政治主张，成了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家和稳健的社会实践家。
晚年，凭其一身刚正不阿的气节赢得仁宗、英宗的赏识和信任，成了“呼吸通帝座”的侍从亲信；直至辅佐二府，官至参知政事，取得过参赞朝政或协理军机的资格。不过，作为参知政事毕竟仍然是宰相的忠实助手，而且为时甚短，只有个别场合，他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
欧阳修为政锐意革新而又讲求稳当，提出过不少建议和主张。尽管大多没有引起当政者的重视而归于实践，但我们回顾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包孕着许多合理的因素，闪烁着固有的光辉，至今依然不失其参照价值。
欧阳修深谙史法，采取司马迁撰写《史记》习用的互见法，力避重复以突显其行文简约的特色。如对唐庄宗李存勖杀其叔父李克宁一事的记叙。《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一》和《宗室列传·克宁传》里，分别花了四百余字述其本末，语多重复。而欧史在《庄宗本纪下》中撮其大要曰：“叔父克宁杀都虞候李存质，幸臣史敬镕告克宁谋叛。二月，执而戕之。”通共才二十余字，先把事情的梗概作个交代。这样写来，正切合于其自订的义例，“所书者简，惟简乃可立法”。
正因为如此，与《旧五代史》相比，欧史行文简洁得多。相应的篇幅大为压缩。旧史全书150卷，仅本纪就占用了61卷；而欧史全书仅74卷，不足史之半。本纪仅12卷，篇幅又不长。探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削去了谶纬迷信之属的荒谬记载；二是官吏任免，仅限于宰相与枢密使的除授更替；三是将诏令制敕以及有司章奏略而不书。
明代学者评价《新五代史》：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旧唐书》修成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早在后唐就开始为修撰唐史作准备，但正式开始编修则在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前后仅用了四年多时间，就草草完成。好在其时离唐不远，便于接触到大量原始材料。如吴兢等纂述的《唐书》以及从高祖到文宗的各朝实录等等。但唐代后期史料除《武宗实录》一卷外，资料比较零碎。仓促成书，难免失之粗糙。过了整整一个世纪，重新修撰《唐书)又提到了朝廷议事日程上来。
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宋仁宗诏令开设唐书局。但编修官一再更易，迟迟未见启动。直至皇祐元年（1049年）六月甲戌，才改命宋祁为刊修官。旋又离京外任，以书局自随。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又诏《唐书》刊修官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其时，宋祁称：“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实际上，一直拖到嘉祐二年（1058年）才将列传150卷书稿交齐。欧阳修入局主修《唐书》则始自至和元年（1054年）。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主修《唐书》最后统稿自然非他莫属。
李唐王朝在欧阳修心目中，控驭宇内，长达近三百年之久，为国长久，自商、周以来只有两汉堪与媲美，“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书册”。遗憾的是旧书义例失当，“纪次尤法”，为弥补其缺失，传主按照《春秋》之意作了增删调整。为了突显其褒贬“忠奸顺逆”的意向，增加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而把旧书原列第五的《忠义传》，移置为诸类传为诸类传之首。
章学诚对欧阳修“逐文字而略于事实”深致不满，但也承认“其有佳处，则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不失为持平之论。
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位兼擅诗、文、词赋的大家，领袖文坛长达30年之久。欧阳修论文宗法韩愈，而在文、道关系的阐释方面却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点。
统观《欧阳文忠公文集》，诗、词多为外补时所作。《六一诗话》有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欧阳修称引韩愈这席话，实为夫子自道。
的确，从其全集看，欧阳修平生最下功夫的是文章，尤其是政论，几乎全是参议政事的载体。仅庆历三年（1043年）至同年年底，首尾统共才十个月，而递呈的札子就有近70篇，月约达七篇左右。作为政治思想家和从政实践家的欧阳修，他的政论如《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朋党论》等等，都富于现实的针对性。就是史传散文如《新五代史》和《新唐书》“本纪”“传”、“志”、“表”、“考”的序、赞，也都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引出不少发人深思的论断，寓有现实的诤谏意义。已如前述，这些政论和史论都写得“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
如《朋党论》，欧阳修明知党同伐异，出于广陷良善、离间君臣的需要，把革新派人士指为“朋党”，一下就把宋仁宗搞得晕头转向，将“朋党”视同蛇蝎。为了辨明是非曲直，文章一开头就从正面切入论题：“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维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接着，出人意外地指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当然之理也。”一针见血地挑明其分野就在于“同道”还是“同利”。
创作诗歌，对欧阳修来说是其业余事。今存诗860多首。也许因为个性相近或由于李白诗歌“超趣飞扬”易为感动的缘故，深得传主的赏爱，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欧阳修的诗以气格为主，用语平易自然。其长篇多效韩愈，以文为诗而多议论，但又不像韩愈那样故作盘空硬语。在力主“发声通下情”这点上又与白居易相似。今人钱钟书先生尝谓欧阳修“苦学昌黎，参以太白、香山”,“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
欧词中写恋情相思、宴乐歌舞、惜春赏花之属，风流蕴藉，其篇幅约占四分之三光景。从内容与风格看，与作为政治改革实践家的身份极不相称，与儒家传统观念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自南宋以来，不少学者以为欧词中参杂着伪作。
北宋中期，在政治改革大潮的激荡下，经学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股疑古创新的势头，在唐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 思想，敢于指陈旧说得失，独抒己见。长于欧阳修16岁的孙复得风气之先。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云：“先生治《春秋》，不憨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其铭曰：“圣人既殁经更焚，逃藏脱乱仅传存。众说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杂伪真。后生牵卑习前闻，有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辟浮云。刮磨蚀相吐吞，日月卒复光破昏。博哉功利无穷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可见欧阳修对孙复治学的推崇。欧阳修继起于后，在疑古经方面比之孙复既大胆而又稳当。他在《读书》诗里写道：“正经首唐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话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
诗里表述了自己二十多年来钻研经书的切身感受。在他心目中，前人的“解诂及笺传”本身就不乏“是非自相攻”之处，因此准确握经书的真实含义就得独立思考，“去取在勇断”。这样才能度情酌理，諟正谬误。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欧阳修敢于疑古感经，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回归六经本旨，他所表现出的惊人勇气，不能不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