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西门外的浣花溪畔，风景优美且十分幽静，闻名遐迩的杜甫草堂便坐落于此。
成都市西门外的浣花溪畔，风景优美且十分幽静，闻名遐迩的杜甫草堂便坐落于此。
进入草堂正门，跨过石桥，眼前便是绿荫掩映下的大廨。所谓大廨，即为古代官吏办公之地，也就是今天的所谓办公室。办公室中间端坐的杜甫青铜像，清瘦而孤傲，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
再往前，便是草堂建筑群的主厅“诗史堂”。由于杜甫的诗生动反映出“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也折射出唐朝由盛及衰的历史，故言“诗史”，“诗史堂”亦由此得名。诗史堂正中放置的是雕塑家刘开渠所塑杜甫胸像。这尊雕像中的杜甫，与大廨中的杜甫塑像比较，眼光同样深邃，只是此时的杜甫面颊饱满了许多，这大概是刘开渠先生不忍杜甫永远清苦的缘故吧？有意思的是，可能是有的游客太喜欢杜甫了，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便伸手摸一摸杜甫长长的胡须，久而久之，竟使得胡须泛着金黄色的光泽，与周身暗淡的色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一般游客，抚摸杜甫的胡须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而对于居庙堂之高者，驻足留下佳句自然也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厅堂中挂着三副对联，其中朱德的对联干脆利落：“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陈毅的对联则撷取杜甫诗中的文字加以发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郭沫若的则言辞掷地有声：“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朱德、陈毅、郭沫若皆为四川人士，对家乡土地上曾经的“诗圣”，自然更多了一番感慨。
绕过颇为讲究的回廊，便是两个陈列室。两个陈列室分别介绍了杜甫的生平、交游及诗作，以及其在成都草堂生活和创作的经历。尽管工作人员颇费心思地加以布置并力图表现杜甫的精神世界，但终因那只是后人根据杜甫的诗作及一些文字记载的罗列和想象，因而在历史时空中，终究显得过于局促。
位于诗史堂后面的是柴门。杜甫生活清贫，故而营建草堂的院门也简朴而低矮。所谓“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是也。今天悬挂在柴门上的“柴门”二字，由潘天寿所书。当年杜甫大概不会想到，就是这简朴低矮的柴门，一千多年后会有一位书画大家光顾并敬书。这大概也是古今文人穿越时空的一次对话吧？
穿过柴门便是工部祠，这是草堂主体建筑的最后一重。当年杜甫入蜀曾做过严武幕僚，被举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尊称其为杜工部。中国人讲究“名”，甚至有些人死后还会被追以谥号，其实对于杜甫，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杜甫就是杜甫，他在历史上的存在感，与其做过什么官并没有多大关系。
最后看到的，便是杜甫茅屋。这是一座穿斗式结构的川西民居建筑，黄泥涂壁，茅草覆顶，据说与当年农舍无异。茅屋前面左侧是一片小竹林，穿过小竹林是一棵盛开的桃树；茅屋右侧放置着一个石桌，周边摆着四个小石凳，一切都是那么平常。
正是春和景明之时，低矮的茅屋静静地兀立在地面，青翠欲滴的柳树与暗香浮动的桃花交相辉映，青青小草悄无声息地从土中探出脑袋。
此刻，既无八月怒号的秋风，亦无连绵不断的秋雨，所以，很难想象当年怒风是如何卷走“三重茅”，并“渡江洒江郊”，或“高者挂罥长林梢”；更无法想象，在那个“床头屋漏无干处”的漫漫长夜，诗人经受了怎样的煎熬？不过，最难想象的，还是在经历了这样的煎熬后，诗人竟会置自己和家人于不顾，畅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并心甘情愿地“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时代。可贵的是，杜甫并没有沉湎在自我感伤中，他留给世人的许多佳作，远远超越了历史上一些文人风花雪月式的无病呻吟，或是怀才不遇后的自我怜悯。他的诗作，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许正因为如此，杜甫的茅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住所，而是历代文人心灵的圣地。从五代时的诗人韦庄第一次重建茅屋，到后来的宋、元、明、清，草堂毁了建，建了毁，草堂与其说是一座建筑，倒不如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
这座茅屋，寄托着无数文人雅士、仁人志士的使命与归宿，也记载着其思想成熟的脉络。人的成熟，是在挫折与磨难中完成的，而政治上的失意和现实的灾祸，往往是最后的推手。
我曾想，假如杜甫生于安乐，每天花天酒地，会不会是另外一副模样？其实，这种猜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历史没有假如，同时，杜甫就是杜甫，他虽胸怀大志，但仕途多有失意。当年做肃宗的左拾遗，杜甫每每自以为很认真、实则很天真地给皇帝提意见，终因生性耿介，不善于察言观色而触怒龙颜。也正是这种失意与无奈，成就了一位把个人情感与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诗人。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升华，把“大写的人写向那万里长空”，杜甫便身居其中。
从茅屋返回，我又特地再次走进大廨，抄下了清代学者顾复初的长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跧虎卧必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抬头凝视杜甫塑像，其目光依然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