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参加了温州浙江大学校友会的迎新活动，也就是欢迎那些回到温州工作的浙大毕业生。
我们之所以习惯用“回温州”的描述，是因为鲜有外地户籍的去温州。
温州校友会迎新这项传统，十年之前我是发起者之一。我们通过浙大就业指导中心、温州人才部门以及网络等渠道，组织新就业的来温校友相聚、相识。这项活动成效不错，所以得以延续了下来。
网上查到的有个2020年数据是554名。过去十年总体不会差距太大，大概率在400-600名之间。仅温州中学每年就有超百名学子进入浙大。
浙大每年到温州工作的又有多少毕业生？
这块没有准确的统计，只能通过就业指导中心等地方的名单粗略参考，十年之前大概是100名为中枢，这几年下降到了一半。
也就是出水：进水=10:1，也就是温州输送给浙大10个，浙大输送给温州1个。
这次校友迎新活动，一共来了三十多个师弟师妹。他们逐一自我介绍。有两个唯一，我印象深刻。
外地户籍的校友只有一个，她是为了男朋友才到温州工作；
去民企的校友只有一个，他去了华峰，此外都是公务员、医院和高校等体制工作。
外地户籍且不展开讨论，不来温州是正常，来了才值得讨论；今天要重点说的体制内，因为温州民营经济比重据说是99%，而浙大人即使到了温州，99%不在民企。
温州校友会当中，倒还是有些不错的私企企业家，但都是属于上个世纪毕业的老校友。
还有个现象是，回温州银行业工作的校友也很少听说了。而我那两年，温州金融圈还是不少校友的。我所在的温州某银行，同一年入职的浙大人就有三个，后面再没有听说类似情况。跟温州银行业的不景气也有关系。
浙大学生的选择，折射的是温州年轻学子的心态。
一个在温州高校任职的读者，曾问我：“现在别说外地学校的，温州本土高校毕业的，留在温州的也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都要考核‘留温率’了。对此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从他那得知，温州本土高校毕业生留温率大概在30%多，也就是大部分选择了离开。
我给不出什么建议，反问他：“那你觉他们都留在温州，都有哪些工作等着他们呢？”
多亏这几个本土高校，不然这30%多都没有了。所以温州这几年转设了两个本科大学，这次温州肯恩大学十周年校庆搞这么隆重，我还是很支持的。温州还需要更多高校。
一个朋友曾经调侃，在温州的年轻人主要有三种：体制内的；正在准备考进体制内的；想考考不进去的。
我说，我从没这样想过进体制。他说，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有个在华为工作过的校友，受不住工作压力，回到温州考了个事业单位，再后来又考了个公务员。我问他考上时的感受。他说，考上公务员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不求当多大的官，但这辈子应该过得体面安稳了。
有个从我这离职的员工，后来又去了证券公司，又搞过培训班，折腾了好几年，去年回来我这开工作证明，说是考事业单位需要。我问他，要躺平了吗？他说在温州的同学朋友，没有不想躺平的，大家都在考，他也想试试了。结果他真考上了。
去年疫情期间，温州市委市政府给市民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没有陈词滥调，反而行云流水，文采飞扬，让我大为佩服，不免感慨温州体制内真是人才济济。这样的人才，咋就不想跟我一起搞搞新媒体什么的。
总的来讲，我在温州跟很多体制内的年轻人交流，发现他们的学识见识都是温州一流的。温州营商环境的改善，需要他们这些新鲜力量的推动。
我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写写温州不足，还经常挨骂。来杭州后写的少了，又有读者催更。
说实在，在杭州创业也不容易。在温州，苦于没人可招；在杭州，苦于招人太贵。但是有那么个希望，就是留在这个城市的动力。
前不久有个面试，我习惯性问他为什么来杭州。他说：
“你知道我们老家（东北）最好的工作是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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