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买房不能结婚么，结婚不是买房的目的吧？-为了孩子的教育，上好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向同事普通男青年小何问出如上问题后，发现他的回答竟形成了完美的闭环。我们确乎生活在这样的闭环里，焦虑着自己的薪酬和职级、孩子的升学和排名、与朋友在社交中的比较优势……
内卷、焦虑，是现象，也是我们日常互相调侃缓解社交尴尬的词语，这背后却是大众对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争相晋身为金字塔上层的精英。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如何定义成功》一书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解剖精英的全新力作。书中，作者梳理了优绩主义对精英社会的塑造，精英何以傲慢的根源，反思社会对名牌大学文凭的追捧，解构高薪的金融行业的本质等等。
2019年，美国曝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50人提出指控，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涉嫌行贿，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
在这桩丑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就读精英大学是备受追捧的奖励。这种对名牌大学录取的痴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谁进入哪里，利害攸关。
上名牌大学，拥有高学历看起来似乎是实现阶层跃迁的有效途径，果真如此吗？
最近，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和一组同事对大学在促进代际流动方面的作用开展了全面研究，他们考察了1999—2013年3000万名大学生的经济轨迹。对于美国的每一所大学，他们计算了其学生从收入阶梯的最底层上升到顶端的比例。
换句话说，他们问的是，在每所大学里，有多大比例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但最终收入足以进入前20%。他们的发现是：如今的高等教育在促进阶层跃升方面的作用小得惊人。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高等院校很少能让学生实现阶层跃升，尽管进入这些地方确实能优化一个人的经济前景。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来自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在找到高薪工作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优势。但这些学校对向上流动的影响不大，因为名校的大部分学生本来就很富有。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像一座大楼里的电梯，大多数人都是从顶层进入的。
在实践中，大多数高校做得更多的是巩固特权，而不是扩大机会。这质疑了当代政治中的重要信念：解决不平等加剧的办法是提高流动性，而提高流动性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上大学。
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不平等，因为在赢家通吃的选拔竞赛中表现最好的大学通常是那些富有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
同时，这对优胜者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像过去的世袭精英，他们在没有碰到太多麻烦的情况下就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新的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是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自己的位置的。
什么是优绩至上呢？它强调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该根据一个人的才华、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决定。
举个例子，中学时代按成绩和排名的顺序分配座位。谁学得最好谁的座位就越靠前，尤其是第一名的位置格外引人注目，排名的升降在座次上也一如了然。
这种对排名的跟踪式管理，会让在学校表现优秀的学生都对成绩着迷，不仅是对自己的成绩，对他人的成绩也是如此。竞争激烈的排名，让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儿淹没了我们的求知欲。
最后，我们将进入顶级名校的成功者神圣化，称之为“学霸”“学神”，丑化考不上大学的失败者，称其为“学渣”。
对找不到工作和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纯粹是他们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一个人的痛苦越剧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
富有的父母能够给他们的孩子有力的推动，以争取使其进入名牌大学，但代价往往是把他们的高中时光变成充满压力和焦虑、让他们睡眠不足的大学预修课程、备考辅导、体育训练、舞蹈和音乐课，以及大量的课外活动和公共服务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在私人招生顾问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展的。
这些顾问的费用可能超过耶鲁大学四年的学费。另有一些顾问则会专门设计定制的暑期国外旅行计划，旨在为大学申请论文提供令人信服的素材。
优绩至上教育的军备竞赛让竞争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并让富有的父母能够把他们的特权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种传递特权的方式更加令人反感。对于那些缺乏有利条件的人，这显然不公平；对于因装备不足而被绊住的孩子，这更形同压迫。
1976—2012年，美国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功课上的时间增加了5倍多。随着精英大学录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充满焦虑的、侵入性的养育方式成了常见的痛苦。2009年《时代周刊》的一篇封面故事敲响了警钟“反对过度养育的理由：为什么是时候让妈妈和爸爸放弃控制了。”
《时代周刊》指出，人们变得“对孩子的成功如此着迷，以至于养育子女已经变成产品开发”。管理童年的征程现在很早就开始了。“在6～8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1981年到1997年减少了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一倍。”
父母为了追求精英竞赛上的成功，急于全面掌管孩子的生活，已经对孩子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尤其是对上大学前的孩子。
尽管他们拥有经济和社会优势，但在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群体中，他们患抑郁症、滥用药物、患焦虑症、患躯体疾病和感到不快乐的比例最高。当研究人员对比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孩子时，他们发现最有问题的青少年通常来自富裕家庭。
是什么导致了富裕家庭的年轻人遭受过度的情绪困扰？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优绩至上竞争的逼迫——马上执行、取得成绩、追求成功的无情压力——有关。
对于孩子和父母，几乎不可能忽视从他们早年开始就无处不在的信息：通往终极幸福——拥有金钱——的道路只有一条，而这条路就始于进入名牌大学。
哈佛大学的招生人员在一篇诚实而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谈到了职业倦怠的风险，他们担心，那些在高中和大学里取得了亮眼成绩的人，最终会成为“集中训练营里浑浑噩噩的幸存者”。
在过去几十年里，金融业发展迅猛，如今在发达经济体中显得尤为突出。在美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自20世纪50年代起增长了近两倍，到2008年，金融业占有超过30%的企业利润。金融业的雇员比其他行业同等资质的员工多赚70%。
如果金融活动是有生产力的，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体生产有价值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就不是问题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金融本身也是没有生产力的。金融的作用是通过分配资本来促进经济活动以达到对社会有用的目标——新的企业、工厂、道路、机场、学校、医院、家庭。
但近几十年来，随着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爆炸式增长，金融业越来越少地涉及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事件涉及复杂的金融工程，这些金融工程为参与各方带来了巨额利润，却无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率。
1984年，当经济金融化开始成功时，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对“金融市场的赌场外表”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了警告。他担心“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我们青春的精华，投入远离产品和服务生产的金融活动，以及能带来与其社会生产力不成比例的高额私人回报的活动。”
很难确切地知道，金融活动的什么部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什么部分为金融业本身带来了非生产性的意外之财。但是可靠的权威人士阿代尔·特纳估计，在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5%的资金流入了新的生产企业，其他都流入对现有资产或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投机活动。
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市场给金融的报酬与其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和那些参与投机活动者享有的不成比例的威望一起，嘲弄了那些在实体经济中生产实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的尊严。
▲本文内容编选自《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如何定义成功》一书，书中作者还探讨了：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公务员）；成功究竟是什么；如何评估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等问题，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到店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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