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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美国彩色故事片《美国丽人》。山姆·曼德斯执导，凯文·史派西及安妮特·贝宁主演。本片获得奥斯卡及金球奖等众多奖项。
"生命从来都是那么沉重，你没有资格燃烧自己"
请聆听Bill Withers创作于1971年的歌曲《Ain't No Sunshine》
这是论文大焖锅的一篇推送：
学校资源对教育产出有何影响？教育改革中哪些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这些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虽然能就一些问题给出“是或否”的回答，却难以厘清其中的机制和原因。Akerlof 和 Kranton 发表于2002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的经典论文“Identity and Schooling: Some Lessons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指出了传统经济学分析在研究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上的缺失：一方面没有将学生当做主要的决策者，例如，把学生的决策简化成对教育（预期）回报与成本的利益计算，而没有考虑身份认同、社群、种族背景等非经济动机；另一方面则忽视了学校作为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的视角——正如许多历史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所指出的，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与技能以外，同时还在塑造具有某种特征的“理想型学生”（ideal students）。具体而言，校园的行为准则、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日常互动、针对不同行为的奖惩机制……这些事件共同定义了学校的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和理想型学生，具有类似背景的学生更容易与学校产生身份认同，而另一部分学生则难以融入这一群体。为了填补上述空缺，作者将上述的社会学概念引入了分析框架，建立了一套能够更完整反映学生决策动机的微观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学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对其行为决策和成绩的影响。
在理论模型中，每个学生会预先基于自身特征（如相貌、智力），为自己选择一种理想类型，例如书呆子（nerds）、运动达人、叛逆分子等等，并付出相应的努力（即成本）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一类人”。另一方面，学生的自身形象（self-image）取决于她为自己选择的理想类型，以及她与这一理想之间的差距。因此，一个学生从身份认同中获得的回报便可以表示为她从自身形象中获得的效用。最终，作者建立了学生的效用函数：
（图片来自原文）
上式以理想是成为“书呆子”（Nerds）的学生为例，（加号前）第一行的大括号里是传统模型里学生对教育的成本收益计算，作者的创新则是加入了第二行大括号中的表达式：它反映了学生从身份认同中获取的效用收益（utility），其中IN代表成为书呆子这一理想类型带来的效用，（1-ni）是自身智力（0<n<1）与理想型的智力（假设为1）之间的差距，第三项包含e的部分则表示为成为书呆子而付出的努力（effort）成本。t则是该理论中最关键的一项（正）系数，它放大了学生自身特征与理想类型特征之差距带来的效用损失，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学生融入某一特定类型群体的难度。在下文中，我们将t简称为“差异系数”。最后，p（0<p<1）表示学生在经济利益和身份认同之间分配的权衡比重，p等于0时，该模型便变成了一个纯社会学模型，即学生在决策上只关注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经济收益。
接下来，作者基于学校作为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的视角，对以上模型进行了修改。假设学校仅为学生设定了一种理想类型（记为S），那么学生便会结合自身的特征禀赋（如前例中的智力）等变量和差异系数（t）等因素进行权衡，并决定是否认同学校。具体地说，学生面临两种选择：1）付出较多努力，认同于学校提供的理想类型；2）付出较少努力，拒绝认同并成为叛逆分子（burnouts）。学生将选择这两者中效用更高的那一种行为。作者发现当p等于0时（学生在决策中仅关注身份认同），学校设定的理想类型越难企及（S越高），就会有更多学生拒绝认同学校。同时，差异系数t放大了这一效应：给定S不变，差异系数t越大，就会有越多学生放弃认同并成为叛逆分子，教育的人力资本产出也随之下降。最后，作者基于学校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假设，得出学校应设定的理想类型S的最优解是差异系数t的减函数——换言之，如果越来越多学生认为他们和学校差异很大，校方就应该降低他们设定的理想类型S的难度，通过让更多学生认同学校以实现最大化教育产出的目标。
近年来，许多美国高中都进行了自由化改革（liberal reform），给予学生更宽松的环境和选课自由。在本模型中，这意味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理想类型（S）的选择。那么，这种自由化改革在何种条件下才比传统的“保守”学校更优越呢？根据作者模型的推导，当校园中的社会差异（通常表现在种族、文化背景等方面）越大时，差异系数t往往很高，学校应该通过提供更多的理想类型，让尽可能多的学生产生认同并最大化教育产出。相反，如果校园中的社会差异很小，设定单一的标准更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模型同时还对教育改革中的资源分配提供了重要参考：当一所学校的社会差异很大时，降低差异系数t的边际收益也很高，增强学校共同体（community）和身份认同显然是更有效的投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理论并非空中楼阁，而与许多证据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作者一方面援引了社会学文献中的案例叙述（汉密尔顿高中改革）对模型进行支持，另一方面利用美国高中调查问卷的横截面数据构建了Logit回归和列联表分析（cross-tabulation analysis），对理论中的重要假设进行了检验。更多内容，请点击左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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