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的演变》初版与再版
1988年9月，虽然已进入秋季，但是南京的天气还是有些闷热。当时，千帆师因为心脏病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但先生一直记挂着我这位刚投到他门下的博士生，特意通知我去医院作一次长谈。我刚走进病房，看到先生斜靠在病床上，正在审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拟古主义者的自赎——明代“前后七子”的文论研究》，见到七十多岁高龄而且在病中的千帆师如此爱生敬业，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先生招呼我挨着他而坐下，这时他仿佛不是一位病人，而是像一位高明的医生一样，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诊断”。先生一面充分肯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成绩（我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面又诚恳地指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缺陷：只注意研究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却忽视了“前后七子”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文学创作。这实际上是本世纪（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或弱点，也可以说是一种“通病”，研究者往往将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强行割裂开来，只注重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以理论阐释理论，脱离了文学理论的基础即血肉丰满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出现了“一条腿走路”的“通病”，染上这种“通病”的不只是你书录一个人，而是许多新老学者。千帆师鼓励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远离这种“通病”，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学会“两条腿走路”，走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交叉研究的新路。
成为程门正式弟子之后，千帆师为了深化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多次指点我说：目前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研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或弱点是将二者强行割裂，这就很难迫近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交叉演进的历史真实与逻辑发展的规律，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为加深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先生举例说：有人问我，汪（辟疆）先生的书法主张是什么？我回答说，他的主张在他书法之中。又说：唐代王昌龄的《诗格》有形式主义的东西，但他与唐人现存的许多好诗歌中都没有什么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不是唐代有一段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历史被抹煞了？深入地比较他们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可以做成像样的文章。你可以将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诗格》等传世唐人诗学著作（如果它们是真的）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一段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历史。这就要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交叉研究的方法。
怎样才能不辜负千帆师的殷切希望，选好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呢？我始终牢记先生对我说的一番话：研究生的三年学习，要拿出自己最满意的学位论文，好比是摘下你最满意的果实，向老师、学校，向国家（我们是国家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献上你自己最满意的果实。首先要有目标，志存高远，奋力摘取最满意的果实，不是随手捞一个来交差；二是要有眼光，善于发现树上最好的果实（这比喻学位论文的选题），三积聚实力，发挥你最大的潜力，使出你最大的劲，跳得最高，跳得最好，跳起来摘取最丰满、最新鲜、最满意的果实。这个比喻，用意很清楚，要求在三年研究生的学习中拿出最好的学位论文，选题站在国内外学术的最前沿，敢于攻克重点、难点、制高点：学风扎实，资料翔实；富有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是国内外学术园地中收获的最有亮点与特色的果实。千帆师不仅指出远大的目标，也帮我具体地落实选题。先生几年来带的博士研究生，其研究方向大多是“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后说，你就与张伯伟一样，将博士学位论文的方向定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具体选一个问题，或一个朝代，对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进行实证研究，与其光说什么研究方法、争论你长他短，还不如将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交叉研究的方法加以具体地实践，拿出实际成果出来，这样才有说服力。你在硕士生阶段，接触明代“前后七子”比较多一些，干脆选明代诗文研究吧，考察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同步发展。这方面人们关注得不多，比较好开拓，比较好出成果，而且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交叉研究的方法，可以将明代诗文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立志追求千帆师指引的目标，全身心地投入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交叉研究之中。研究明代诗文涉及的资料面广量大，而当时这个领域的古籍整理则大大地滞后于唐宋诗词、元明清小说戏曲等。当初我起步研究的时候，很难见到《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的影印本，《全明诗》、《全明文》、《全明诗话》等古籍整理工作大多还没有展开，很少见到这方面公开发表的古籍整理的成果，因而阅读原著，收集原始材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数年来，我以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为基点，又辗转于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地图书馆，一边忙于寻书访书，一面潜心思考，探究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交叉研究的思路。有了心得，便向先生汇报。在一个春光融融的上午，我到千帆师的书房向他汇报：尽管历来不少学者对明代诗文评价不高，但我的论文主要不是作翻案文章，而是侧重于辨证地思考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比如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违背“宗汉崇唐”初宗的“祖格本法”，是“有意栽花花不发”；而从他的“情之自鸣”的主张与崇唐复雅的效果来，却是“无心栽柳柳成阴”。我说了这些读书心得，先生点头赞许，并鼓励我说：你开始有所悟，想到路子上去了。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线索，是表面层次；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线索，也是表面层次，二者有个交叉（这时，先生作交叉手势）关系，其深层的因素在于心理素质。以往的文学史，或者批评史，一章一节地看，看来有眉目，但是没有理出内在发展的逻辑关系——交叉关系，没有从深层次上加以探讨。
▲程千帆、周勋初与博士生合影，左一为本文作者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以后，千帆师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的论文有关明代诗文的研究，答辩时我建议学校给你请一位“座师”，请一位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的权威来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请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你今后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好好向章先生请教。以章培恒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给予很大的鼓励：“陈书录对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的交叉研究，选题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力图弥补过去研究中将明代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割裂的缺憾，通过‘轨迹’、‘特征’、‘动因’三大主干结构的全面细致的探讨，把握整体演进规律，对明代文学研究是一大推进。文章采用多角度的方法，对茶陵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和‘前后七子’的研究，材料丰富，论证精密，卓著新意。是一篇有开创性、有说服力的优秀博士论文。”自从在千帆师的指引下，我拜章培恒先生为“座师”后，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经常得到章先生的指导。在章先生的倡导下，2002年筹备“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学会挂靠在我所工作的南京师范大学，章先生亲自担任会长，。在章先生和学会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先后举办了十次年会，海内外学者踊跃参加，大大推动了国内外明代文学的研究，我也更多地获得与海内外学者交流并提高的机会。
千帆先生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寄予很大的希望，期盼能早日推向学术界，“完整地打出去”，是那时他与我谈话中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术著作出版相当困难。为此，先生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正式出版很费心血，经常亲自向出版社推荐。1995年下半年，竟然有几家出版社立项要出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又使先生为难了，只得谢绝有关出版社的好意，确定交给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出版社在南京，送稿、校稿比较方便些。书稿排版后，千帆师欣然命笔，题写了书名《明代诗文的演变》。每当我拿出这部在千帆师与周勋初师亲手抚育下成长的56万字的著作，看着千帆师亲笔题写的书名——“明代诗文的演变”，就情不自禁地吟诵着唐人的名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今年适逢千帆师百年诞辰，谨以此新版缅怀恩师。
2013年于“河上秋风雁几行”之时
>本文为《明代诗文的演变》再版《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的后记，由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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