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城市，它必须讨论建筑与自然，室内与室外的关系，它容纳了青少年最宝贵的几年生活，并影响他们对空间、环境与自然的认知和感知。一个好的学校建筑，能提供使用者有趣而多样的学习和生活体验，促进社交，鼓励共享，营造社区，带来每一日每一时的启发和灵感。”
陈忱没想到，自己在一席的演讲会这么火，全国各地的许多校长打来电话，都说看到她的演讲之后，希望把手头的学校设计推翻重做。
2018年初，深圳福田区第一批8个学校和1个幼儿园，公开向建筑师征求改造设计方案。陈忱主理的临界工作室中标了，改造标的是“高密度之王”福田中学，它的容积率是一般学校的2.4倍。
最近陈忱公开了这次改造设计的经过和思考，这是一个充满制约和突破的故事，当限制松开了一个微小的弹性窗口，改变的活力无可抑制地涌入。
它展示了一种新校园的可能，“当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你就会希望你的孩子不要再重复自己的过去了。”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陈忱是80后，在天津长大，生活六年的初高中母校天津一中，教学楼布局呈“E”字形，横平竖直，整齐划一，严肃刻板。
她来到深圳福田中学做前期调研，发现学校建筑和记忆中的天津一中很像，非常熟悉，被牢牢限制在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校设计规范里。
让她意外的是老师带着学生们在一圈教学楼包围的空地操作机器人，很有深圳特色。还有福田中学的校长王德久，在讲校园改造时，他特意提到操场上停留的那些鸟，来自学校一路之隔的福田中心公园。
王德久2016年来到福田中学，过去20年他当过深圳三所学校的校长，但所有学校几乎都是交钥匙工程，政府或开发商把学校建好了，把钥匙交给校长，就说‘你去办学吧’。所有的学校都是按照火柴盒形状一列一列排好，没有任何空间创新。
校长王德久心中有一种渴望：能不能有一所全新的学校，可以让教学改革、办学理念，和学校的建筑空间匹配起来，但这只是内心的渴望而已，没有想过有一天能真正实现。
直到2017年上半年，他因改扩建学校去找周红玫。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对校园建筑的不满和期待，竟在负责规划审批的政府部门找到了共鸣。
周红玫时任深圳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副局长，她没有回应扩大福田中学面积的需求，而是聊起了校园建筑现存的积弊。
“她当时讲，现在的学校建筑，基本没有设计，甚至是反设计的，这块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都有问题”。
她建议学校先把自己的需求理清楚。尤其是学校未来教改要怎么搞，必须想清楚。
谈话后不久，2017年5月，王德久聘请了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对福田中学改造进行了持续将近一年的立项调研。
对于有城市理想的建筑师而言，校园建筑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陈忱兴奋起来，“校园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城市，它必须讨论建筑与自然，室内与室外的关系，它容纳了青少年最宝贵的几年生活，并影响他们对空间、环境与自然的认知和感知。一个好的学校建筑，能提供使用者有趣而多样的学习和生活体验，促进社交，鼓励共享，营造社区，带来每一日每一时的启发和灵感。”
大多数公立学校，给不了建筑师太大的发挥空间，但陈忱被新校园行动计划倡导突破的价值观吸引，从尊重专业和公平的征集规则中，她把这视为难得的机会。
新校园行动计划首批包括8所中小学和1所幼儿园，陈忱团队选择竞投最难的福田中学。
福田中学是9所学校里的“高密度之王”，“我们希望做一些极端的、比较棘手的项目，让我们感觉挑战巨大的项目，反而更能让我们发挥出来。”
深圳不乏这样的高密度学校，这是学位资源紧缺现状下不得已的产物，高密度对校园建筑提出的新问题，倒逼深圳做出突破规范的可能性探索。
深圳红岭实验小学的改造，让周红玫看到了进行新校园行动的迫切。红岭实验小学的容积率超过3.0，在同样的用地条件下，它的总建筑面积是传统学校的3-4倍，达到设计规范控制的2倍。
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审批红岭实验小学的初始报建方案时，出于建筑学专业的敏感，很快意识到在学位压力和现行规范的双重制约下，这一量变引发的高密度改造热潮即将在城市中心催生又一批平庸和低品质的校园，而更尖锐的矛盾则来自于我们与教育部门申报的规划指标的冲突。”
福田中学用地面积41461平，规划建筑面积达到了89000平，容积率达2.4。这里面新增加的规划面积，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增建体育场馆。
“过去我们的体育场地只有几千平，在新规划里，我们设想是把它增加到过万平，400米的国际赛场标准不能改变，这是我们对设计方案的硬约束条件”。
福田中学的运动场曾跑出过两个飞人，梁劲生、莫有雪都是从这里起跑的国家短跑运动员。
把难题抛给建筑师之前，福田中学在立项调研过程中，提出了超越红线的畅想。
福田中学西侧马路对面，是一个中心公园。“我们曾经提出过，把运动场建在公园里，上课时学生到公园里上课，不上课就全开放给社区居民使用。还想过把运动场抬高，建到学校和公园中间隔着的福田路上方，作为学校和公园的空中联合体，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利用城市空间，也是考虑到未来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共建共享。”
但这些想法都被否决，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被列进了调研报告提供给参赛建筑师。
“这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多数城市，规划建设大家都会恪守在红线内，甚至恨不得比红线划定的范围再小一点，只管好自己的地块，但在福田中学的项目，从一开始各个相关方就带着头看向红线以外，我觉得这很有前瞻性。”
无法突破的红线与创新探索的思维，共同杂糅根植在新校园行动中，各方期待着建筑师以专业和大胆的想象力来破局。
福田中学的布局很像一个大碗，东侧被周边建筑围得密不透风，只有对着中心公园的这一侧，是可以喘气、开口的。学校操场如何摆放，成为陈忱团队解题的第一步。
中小学校规范规定了学校的操场只能是南北走向，如果做成东西布置，百米冲刺时可能就会受到西晒影响。
但福田中学操场如果南北走向，最大的难题是入口狭长，开在路边也会经常造成城市道路拥堵。
“画来画去，要么是组团式，要么是鱼骨式，都不太对。”赛程过去了四分之一，陈忱团队绘制了十多个方案草图，但就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
陈忱突然想起，之前参与设计的一个上海学校场地有偏转角度，福田中学的操场能不能也偏转一个小角度？陈忱立马翻了规范，发现操场允许有一定角度的偏转。
偏转15度，很多问题迎刃而解。这个不大的角度，为福田中学与社区共享校园的设想，预留出现实的实现空间，王德久很欣赏这个偏转角的设计，“看到了年轻设计师思维的灵活。”
参赛设计师都把精力放在操场上，有的上天有的入地，王德久比较着大开大合的方案，把操场放到整个学校顶层的‘天空之城’，看起来很大气，但实际使用中，3000名学生在课间十分钟直上直下的瞬时压力很大，只靠电梯高峰期恐怕不够。
陈忱团队把操场放在了中间，操场从地面抬高10米，底下放篮球场、游泳馆、羽毛球馆；10层高的教学楼，则设置了中层环廊，这成为了优选解决方案。
原本高层被切分成上下摞着的两个多层，中层环廊无论往上往下，高度减半，高层压力也消解很多。
王德久特别喜欢这条贯穿校园的环廊，“这个环带来太多丰富想象了，能不能利用起来做实验室，设置学生的讨论空间？”
他很注重为学生创造社交空间，认为学习不仅是在课堂、在书本，更应该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流。
“现在很多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有社交恐惧症或者社交障碍症，不愿意打开自己，不愿意和别人交流，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过去我们把孩子局限在某一个空间，他们缺乏对外的讨论交流，不去给他们创造这样的空间、机会，客观上就造成了我们的学生缺乏表现力、社交能力。”
王德久反复对南都周刊提到，学校拆除重建，可能对老师和学生造成校园情感上的中断和割裂。他一直很珍视福田中学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拆建前，王德久经常看到学生老师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远眺傍晚时分东侧城市天际线。他也很喜欢从公园飞到学校操场上的池鹭，在给建筑师们介绍校园时，他给这些鸟类留出了介绍时间。
陈忱当时有些没想到，“在讲这么重要的事情时，他还专门提到了这些小鸟。”
王德久对这些池鹭有不一样的感受，池鹭的羽毛以灰褐色为主，在繁殖季会呈现蓝白的繁殖羽，但起飞打开之后，翅膀是洁白无暇的，飞翔的姿态特别美。
他常常把池鹭比作学生，“它们在觅食时，心无旁骛，这不就像学生在学习时专心致志吗？它们还心存梦想，时时刻刻想着振翅高飞”。王德久想最大程度保留福田中学这种生态环境，在这一层面保留师生对校园的情感连接。
这和关注建筑的生态景观的陈忱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决定在消防策略优化后多出的空间，设置一个峡谷博物馆，王德久发动老师们也加入进来，他没想到，很多老师一口气说出了一大堆想法。
王德久曾经参观过北京四中房山分校，学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学校的建筑，跟建成后的福田中学新校舍概念相似。“这个学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学生在里面一定是很幸运，很自由很舒展，甚至于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快点到学校，放学了也不愿离开”。
折射回现在的教育，很多学校空间给孩子提供的生命成长的体验往往是厌学，甚至给学生情绪和心理上的压抑。一个围墙让学生与社会隔绝；只专注书本学生又和生活隔绝了；当下很努力，但对未来没有考虑，这又把现实和未来隔绝了。
王德久很希望，未来的学校，能首先从建筑学的角度上解决学生面临的这些最现实的问题。
陈忱一直记得周红玫在2018年说过的一句话，“任何一个大型公建设计都是一次城市更新和社区提升的机会，面对这么多学校的诞生，我们不能眼看千篇一律的传统火柴盒反设计的学校建成，而错失良机。”
王德久发现，深圳很多校园都在进行未来校园探索，新校园建筑理念和新校园设计创新越来越多，每一所新建学校的设计方案展示出来以后，都让人耳目一新。
“他们过去没有这么去做，是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陈忱在接到各地校长的电话后思考，其他城市学校的创新点可能不一样，不会像是深圳这样的高密度学校，很多城市孩子越来越少，但这不代表学校不能做出改变，它们可以做出其他创新。